面对工作推进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江辰的思考逐渐从具体问题的应对，转向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反思。他意识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产生，固然有发展阶段、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现有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存在不适应、不匹配的地方。如何推动治理体系更好地适应新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一个事关长远、必须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的重大课题。
这种“不适应”首先体现在宏观决策层面。战略框架的制定体现了前瞻性和系统性，但在动态调整和精准落地方面，仍显滞后。经济社会的运行日趋复杂多变，传统的基于年度、季度数据的决策模式，有时难以捕捉到结构性、趋势性的细微变化，导致政策响应不够及时精准。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尚未完全打破，数据共享不充分，影响了对全局形势的判断和跨部门协同的效率。决策过程中，专家论证、公众参与、风险评估等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还有提升空间。
在政策执行层面，不适应更为明显。基层反映的“政策好看不好用”、“雷声大雨点”等问题，根源在于政策制定有时脱离基层实际，缺乏对执行环节复杂性的充分考虑。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推进困难重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对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往往重形式、轻实质，重短期、轻长期，难以真实反映政策成效和问题。
在资源配置层面，不适应同样突出。财政资金、土地指标、能耗指标等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式，虽然不断优化，但行政化色彩仍然较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如何更好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引导资源流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仍需深化改革。对不同功能区域、不同类型主体实行差异化、精准化资源配置的机制还不完善。
在风险防控层面，不适应带来严峻挑战。当前面临的风险更具关联性、传染性、叠加性，传统的分行业、分地区、单打一的风险防控模式难以应对。对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社会风险等交织叠加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有待加强。风险预警机制不健全，往往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弱。
在社会治理层面，不适应日益凸显。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面临挑战。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力量，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是亟待破解的难题。网络空间治理、新业态从业人员服务管理、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等，都对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这些治理体系的不适应性，制约了战略框架的高效落实，也影响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江辰认识到，推动清江省的发展再上新台阶，不能仅仅停留在具体政策和工作方法的修修补补，必须勇于向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开刀，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他指示研究室牵头，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系统梳理当前治理体系中存在的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和做法，结合清江省实际，提出治理体系改革的思路和建议。研究重点包括：如何完善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制度？如何构建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如何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如何健全民生保障制度，推进共同富裕？如何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如何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同时，他也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探索。例如，在推动数据共享促进决策科学化方面，支持省大数据局加快建设统一共享平台；在提升政策执行力方面，推动建立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支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鼓励基层探索“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实践。
江辰深知，治理体系的变革绝非易事，涉及权力和利益的调整，是一个渐进、长期的过程。但这一步必须迈出。他打算在适当时候，向省委省政府提交一份关于提升治理效能、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建议报告，争取将治理体系改革纳入全省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他相信，只有构建起更加适应新时代要求、更加符合省情实际、更加有利于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的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对治理体系适应性的思考，标志着江辰的工作重心开始向更基础、更根本、更管长远的制度建设层面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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