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理事的覆灭如同砍倒了一棵盘踞已久的大树，阳光骤然洒入丛林，张氏工坊得以蓬勃生长，但树下盘根错节的阴影，以及周围虎视眈眈的新生林木，也同时暴露无遗。
工坊规模急剧扩张，人员构成日趋复杂，李薇早期赖以成功的家族式、情感维系的管理模式开始显现疲态。首先发难的，是淮安分坊。
淮安分坊的主事，是李薇一手提拔起来的年轻干将赵管事，能力出众，野心也不。他见江南市场稳定，便想进一步扩大分坊自主权，包括独立采购部分非核心原料、自行决定部分中低端产品的价格浮动。这无疑触动了京城总坊的集中管控模式，引起了负责总坊运营、资格更老的孙管事的不满。两人在书信往来中针锋相对，矛盾逐渐公开化。
与此同时，工坊内一些早年跟随李薇的老师傅，面对新晋提拔的、更擅长管理和算术的年轻管事，心中也颇有微词，认为“匠人之心”被“锱铢必较”所侵蚀，传统的师徒传承受到挑战。一股“老人”与“新人”、“技术”与“管理”之间的无形隔阂正在形成。
外部环境更是波谲云诡。
首先是以“潘鑫隆”为首的江南酱园残余势力。他们虽在李薇南下时受挫，但根基犹在。见张氏工坊如今重心似乎偏向北方和内部整合，便联合起来，推出了一款模仿“龙凤香”口涪但价格低廉近三成的“金玉酱”，凭借其本地优势和价格战，迅速抢占了不少中低端市场，对淮安分坊和沈记的销售造成了直接冲击。
更棘手的是来自官方的压力。都察院在查办刘理事案件时，顺藤摸瓜，牵扯出了几位与百草堂过往甚密的官员。虽然李薇在此事上是“功臣”，但其庞大的产业规模和与漕帮、边军的密切联系，也引起了某些御史的注意。一道奏折悄然递上御前，虽未直指李薇，却泛泛谈及“商贾势大，恐非国福”，建议朝廷对“某些与军需、漕运关联过密的特大商号”加强“关注”与“引导”，以防“尾大不掉”。
这道奏折如同悬在李薇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皇帝未必会立刻采取行动，但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她必须更加谨慎，平衡发展与“低调”之间的关系。
而在整合百草堂遗留的海外贸易线索时，李薇发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蛛丝马迹。刘理事此前似乎与一个来自东南沿海、被称为“海鹞子”的神秘商团有过接触，交易内容并非普通药材，而是一些稀有的、甚至堪称违禁的海外香料和奇异矿石，资金流向也十分隐秘。这个“海鹞子”商团背景成谜，行事狠辣，刘理事的覆灭似乎并未影响他们的活动，反而像断线的风筝，失去了掌控。
李薇本能地感觉到，这个隐藏在更深处的势力，可能比刘理事更加危险。
面对这内外交困的局面，李薇没有慌乱。她深知，这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面临的阵痛与挑战。
她首先快刀斩乱麻处理内部矛盾：亲自南下淮安，召集赵、孙两位管事，明确划分了总坊与分坊的权责界限，既给予分坊一定的灵活空间，又牢牢掌控核心技术与财务命脉。同时，她设立了“匠作委员会”，由德高望重的老师傅和精通管理的年轻管事共同组成，定期议事，沟通技术与管理的需求，弥合内部裂痕。
对外，她针对潘鑫隆的价格战，并未盲目跟降，而是推出了定位更精准的“江南雅韵”系列，强调其工艺更精、选料更优，并联合沈记举办“酱料品鉴雅集”，邀请江南名士点评，牢牢守住高端市场的基本盘。对于中低端市场的流失，她暂避锋芒，转而加大在北方和北疆市场的渗透，开辟新蓝海。
对于官方的警惕，她则主动示弱，以“女子力薄，恐负皇恩”为由，上书恳请朝廷指派“账房先生”入驻工坊“协助核算”（实为监督），并主动提高了相关税赋，以示忠诚与透明。
然而，对于那神秘的“海鹞子”商团，李薇却感到一丝无力。敌暗我明，无从下手。她只能暗中吩咐萧掌柜，利用北疆和漕帮的人脉，留意任何与“海鹞子”或异常海外交易相关的信息。
工坊在李薇的运筹下，再次度过了危机，但她也清晰地感受到，肩上的担子愈发沉重。她不再仅仅是一个追求技艺的匠人，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她必须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一个平衡多方利益的舵手。
夜色深沉，李薇独自在书房审视着巨大的疆域图，上面标注着张氏工坊的产业脉络。版图辽阔，但每一处都暗藏危机。她知道，真正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那个隐藏在“海鹞子”背后的谜团，如同海平面下的冰山，终有一日，会与她迎面撞击。她必须在此之前，让自己和工坊，变得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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