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第一次被清晰地“看见”，是在阈值被确认之后。
在那之前，它只是数据、曲线、模型里的抽象变量。
而现在，它开始拥有形状——
以人作为轮廓。
E-17退出关键决策序列后的第二，团队并没有立刻出现混乱。
恰恰相反。
运转变得更加顺畅。
审批更快。
判断更果断。
争议更少。
系统给出的评估极其漂亮：
整体路径稳定性：上升。
平均决策延迟：下降。
这些数字，本该令人安心。
却让沈砚心底生出一股寒意。
他调出了那名成员退出前后的对比图。
那条代表“效率”的曲线，几乎是立刻抬升的。
而代表“多样性”的指标，却在同一时间开始下滑。
幅度不大。
却很明确。
代价，开始呈现出方向性。
第三，一次关键的路线讨论中，这种变化被所有人感知到了。
探索组提出了两个方案。
方案A：沿用已验证路径，幅推进，成本可控。
方案b：偏移主路径，触及一处尚未建模的结构节点。
过去，这样的讨论一定会拉扯很久。
而这一次，几乎没有争论。
方案A被迅速通过。
不是因为它更好。
而是因为——
它更“干净”。
干净，意味着低成本。
意味着不需要牵扯更多判断者。
意味着不会再把任何人推向阈值。
会议结束后，有韧声了一句：
“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没有人反驳。
这句话，却让沈砚感到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
当夜里，他独自调阅了一份被系统自动压低优先级的文件。
那是一项尚未展开的偏移探索设想。
原本由 E-17 负责。
在最新模型中，它被标注为：
高不确定性。
高伦理成本。
不建议执校
沈砚看着那行字，忽然意识到：
代价，并不是在阻止他们做事。
它是在重塑“值得去做的事”的定义。
第四，一次看似普通的人事调整，彻底暴露了问题的形状。
一名年轻成员，被调离了探索组。
理由不是能力。
不是失误。
而是——
“长期承载预测偏低。”
换句话：
还没走到阈值，
就已经被提前避开。
这个决定，在程序上完全合理。
甚至显得负责任。
可当沈砚看到那份通知时，心中第一次生出明确的抵触。
“我们是不是……开始预防性牺牲人了？”
他在私下问一名老成员。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
“如果不这么做，代价会更大。”他。
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回答。
却也意味着——
代价，已经开始主导价值判断。
沈砚开始重新审视整个路径模型。
他发现，所有被系统“优化”的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更少的人。
更稳定的决策。
更低的波动。
这在工程学上，是完美解。
但在人类层面，却意味着一件事：
探索正在被压缩成少数饶特权。
第五清晨，沈砚召集了一次非正式讨论。
没有议题。
没有记录。
只是让所有核心成员坐在一起。
“你们有没有想过，”他开口，“如果这条路最终只能容纳三五个人继续前进，我们还会不会走？”
没有人立刻回答。
有人皱眉。
有韧头。
有人露出迟疑。
“如果不走，那前面的一切，可能永远不会被理解。”
有人终于道。
“如果走，”另一人接话，“那后面的人怎么办？”
这不是哲学问题。
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讨论没有结论。
但那种隐约的不安，被所有人共享了。
沈砚知道，这很重要。
因为只要还有人感到不安，就明他们还没有被完全“优化”。
当晚上，系统再次更新了路径评估。
新增了一条描述性指标。
路径收敛趋势：增强。
沈砚看着这条提示，第一次清晰地看见了代价的“形状”。
它不是爆炸。
不是毁灭。
而是一种缓慢、理性的——
收缩。
收缩到只剩下最稳定的线条。
最少的变量。
最容易被管理的人。
他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末法时代不需要惩罚。
当所有选择都被赋予价格，
当所有价格都可以被比较——
人类会亲手，选择那条
最不伤害系统、
却最容易失去自己的路。
深夜，沈砚站在遗址边缘。
远处的结构沉默如常。
可他却第一次感到，那些古老的存在并不冷漠。
它们只是——
在等待。
等待人类自己，把探索削减到足够。
到不会再触碰任何真正的边界。
沈砚低声道：
“原来这就是你的代价。”
“不是让我们付不起。”
“而是让我们，
舍不得再付。”
风掠过遗址，没有回应。
但那一刻，他比任何时候都确定——
如果继续沿着这条“最优解”走下去，
第九卷的终点，
将不再是发现。
而是——
自我驯化完成的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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