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被“指控”的，并不是个人。
而是一套流程。
新城公共审计署在例行回顾中发现，一项跨区域协同项目在过去三个月内，累计消耗的时间权重，远高于同级别项目的平均值。按旧标准，它并不算失败；按新模型，它却显得格外刺眼。
审计报告中，那行数字被单独标注了出来。
【累计时间权重：12.64】
没有评价词。
却像一枚钉子，钉在报告首页。
“这不是错误。”有人在内部会议中辩解，“这是复杂性。”
“复杂性不是无限的。”另一人回应，“否则，这个数字为什么会一直涨？”
这是第一次，时间权重被当作“责任指标”使用。
沈砚通过旁观接口，静静看着这场讨论。
他没有插手。
他知道，真正的变化，必须从制度内部发生。
世界卷在此时更新了一条新的记录类型：
【时间指控：制度层】
【定义：可被追责的延后】
这一行字，让沈砚的目光停留了很久。
时间，从未如此直接地，与“问责”绑定在一起。
几后，公众层面的反应开始显现。
媒体不再只报道“项目是否通过”，而是开始比较不同决策背后的时间消耗。一些标题显得格外刺眼——
《三次延后，耗尽一年》
《等待的代价，由谁承担？》
这些标题，并不完全准确。
却足够引发情绪。
沈砚注意到，系统并未阻止这种用法。
它没有为时间权重设置“正确解读”的限制。
“这是风险。”他心中判断，“也是必经之路。”
如果时间权重只存在于技术层，它永远无法真正改变行为；一旦进入舆论，它就必然会被简化、扭曲，甚至武器化。
但封锁它，只会让世界重新回到无意识的等待。
世界卷轻轻震动。
【时间权重：已社会化】
先行者的通讯随之而来。
“有些人开始把延后，描述成一种过失。”对方道，“你不担心吗？”
“我担心。”沈砚坦率回应，“但我更担心，延后永远不被看见。”
他调出另一组数据。
在时间权重被广泛引用后，一类决策的通过率明显上升——长期基础设施、风险共担机制、不可回避的结构性问题。
“有些事情，只是需要被逼到桌面上。”沈砚道。
通讯那头沉默了片刻。
“可被逼出来的决定，也可能是坏的。”
“是的。”沈砚点头，“但至少，它们是被做出来的。”
他望向世界卷最新的一页。
时间，正在成为一种指控。
而被指控的，不只是流程。
而是整个社会，对未来的态度。
时间的指控，并没有停留在制度层。
很快，它开始触及个人。
并非以法律或惩罚的形式，而是一种更微妙、却更难回避的压力——声誉。
在新城的公共信息平台上，某些长期参与决策却频繁选择延后的名字，开始被反复提及。并不是点名指责，而是伴随着冷静的数据对比：
【平均时间权重消耗：高于同级 47%】
数字一旦脱离语境，就会变得锋利。
“这是不公平的。”有人私下抱怨，“有些问题本来就更复杂。”
“那为什么别人能在同样复杂的情况下，消耗更少的时间？”反问随之而来。
世界卷很快补充了一条记录：
【时间指控：个人层】
【表现形式：声誉压力】
沈砚看着这条记录，眉头微微收紧。
这是他最担心、却也无法阻止的走向。
当时间被量化，它就会被用来评价人。
而评价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塑造行为。
几位原本以谨慎着称的决策者，开始明显改变风格。他们减少延后次数，更倾向于在信息并不完全充分时做出选择。
“我不想再看到那个数字。”有人在私下会议中坦言。
结果并不全是好的。
有些方案因为过早推进，带来了额外的修正成本。时间权重下降了，但资源消耗却上升。
系统如实记录了一牵
却无法给出“哪种更好”的答案。
沈砚意识到，这正是时间型博弈进入深水区的标志。
世界卷在页脚，悄然浮现出一句冷静的总结：
【时间并不等于效率】
先行者的通讯再次接入。
“社会层出现反弹。”对方道，“有人要求限制时间权重的公开范围。”
“理由呢？”
“他们认为，这正在制造新的不公。”
沈砚沉默了片刻。
“他们没有错。”他最终道，“任何指标一旦被公开，都会变成权力。”
“那你会支持限制吗？”
沈砚没有立刻回答。
他调出那条最初的更新请求——
只是让代价，可见。
“如果现在收回公开性，”他，“时间会再次退回幕后。它依旧会被消耗，只是没人再为此负责。”
通讯那头静默良久。
“你在逼世界学会一件事。”对方最终道。
“哪一件？”
“承担。”
沈砚轻轻点头。
“是的。”他，“不是正确，而是承担。”
窗外，新城的夜色渐深。
灯光下，人们的讨论仍在继续，有愤怒，有焦虑，也有第一次真正开始计算未来的认真。
时间不再只是流逝。
它开始指向人。
而第八卷，也正在逼近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
当时间成为指控，人类是否还能，在压力之下，做出真正负责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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