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灯光熄灭后，研究院的院落重归寂静。但那种紧绷感并未消散，反而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在每个角落。秦念“在应变中生长”的指示言犹在耳，可生长需要养分，需要空间，也需要最基础的“土壤”支撑。很快，一个比任何外部规则更具体、更迫切的内部瓶颈，卡住了“生长”的咽喉。
九月下旬，暑热退去，研究院内的“热度”却因一个最原始的难题再度飙升——计算能力，或者，严重匮乏的算力。
王磊团队那套为“玄甲-3”数字化制造搭建的仿真模型，在吸收了沈飞首次试切的“嘈杂”数据，并尝试加入更多物理细节以解释诸如“发黏”等现象后，体积和复杂度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来。当这个升级版模型被提交到“银河”亿次计算机上申请运行时，反馈回来的不是任务号，而是一盆冷水：预计排队等待时间超过一周，单次运算耗时预估一百二十时以上。
更令人绝望的是工程逻辑。这不是一次仿真就能定稿。按照“设计-仿真-试切-修正”的迭代循环，他们可能需要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这样的运算，才能让模型勉强追上真实工况的复杂度。若按“银河”目前的资源分配，完成一轮像样的优化，时间单位将以“年”计。
“我们这简直是用牛车拉卫星！”王磊在组紧急会议上，抓了抓本就凌乱的头发，眼底布满血丝，“模型刚想往深了走一步，‘银河’就直接躺平了。这还不算，院里吴老师那边的全芯片仿真、空气动力所的流场计算，哪个不是吃算力的大户？都在排队，都在等！”
陈启元面色凝重地点头：“材料微观组织的相变模型、晶体塑性模型，不是没想过，但一想到那个计算量……只能继续用宏观的、粗略的近似。没有足够的算力，数字化和精细化就是一句空话，是沙滩上的城堡。”
张海洋更是急得火烧眉毛：“沈飞那边等不了！杨工明确了，下个月必须看到下一轮工艺改进方案，否则试点工件排不进他们的生产计划。我们没时间等‘银河’慢慢算。”
算力，这个八十年代中国科研领域普遍存在、却又常在宏大叙事中被默默咽下的“硬骨头”，此刻如此尖锐地暴露出来，横亘在通往协同攻关目标的必经之路上。 你有再好的设计思路、再宝贵的一线数据、再迫切的工程需求，没有足够的计算资源去验证、去迭代、去优化，一切都只能停留在纸面，甚至可能因为决策延迟而错失工程窗口。
问题火速摆到了秦念案头。她立刻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项目组的技术障碍，更是“火炬”计划乃至中国高端科研向纵深发展时，必将集体遭遇的“花板”。
“不能坐等，更不能只抱怨资源不足。”秦念听完汇报，斩钉截铁，“三条腿走路，多路径突围。第一，正式向国家超算中心申请紧急机时，充分阐述我们项目对重点型号的支撑意义，这是‘向上要’。第二，内部立刻启动模型和算法的优化精简，挖掘现有代码的每一分潜力，这是‘自己省’。第三，”她目光转向一直沉默思索的吴思远，“吴工，国际上有无新的计算模式，能绕过对单一大型机的依赖？”
吴思远扶了扶眼镜，沉吟道：“确实有动向。一些高校和大型企业研发部门，开始探索用多台高性能工程工作站，通过高速网络连接，组成集群，进行并行计算。比如用pVm（并行虚拟机）或早期的mpI接口，把任务分解到多台机器同时运算，理论聚合性能可以很高，成本却比超算低很多。”
他话锋一转，列出难题：“但在我们这儿，障碍不。首先，这类工作站本身是高端设备，进口需要外汇和批文，不易获得。其次，组建集群需要配套的高速网络设备和布设。再次，并行算法的改写和移植，需要专门人才，我们目前没樱最后，整个集群的调度、管理和维护，对我们来是全新课题。”
“新课题就学，新路就闯！”秦念没有犹豫，“总比被一座独木桥卡死强。王磊，你们的模型代码，改造成并行版本的难度有多大？”
王磊苦笑：“吴老师，我们现在的代码全是串行思维，改造工作量巨大，而且……我们组里没人懂并行编程。”
“那就抽人学，在干中学！”秦念拍板，“立即成立院内‘并行计算技术攻关与示范组’。吴工，请你总体指导。从计算机所抽调两名有系统和网络背景的同志。王磊、陈总师、张工，你们各派一名年轻骨干加入。第一阶段目标：三个月内，搭建一个由四到八台工作站组成的试验集群，成功运行一个经过并行化改造的简化版‘玄甲-3’切削仿真案例，证明此路可校 经费和设备采购，我来协调。”
这个决定，意味着在原本就满负荷的“协同攻关”主线旁，又劈开一条技术风险未知、资源消耗不的“副线”。但秦念清楚，算力是底层土壤，土壤贫瘠，上层的任何协同设计和技术优化都无从生根。 这一步，再难也得迈出去。
就在研究院内部为“算力之觞”焦头烂额，开始笨拙地试图“攒机”造算力时，外部关于这“土壤”本身的封锁，骤然收紧。
九月末，赵同志带来一份密级较高的情报简报：美国政府基于新的评估，进一步收紧了对华出口“用于科学计算与工程仿真的高性能工作站”及“特定型号高性能微处理器（如Intel i860）”的许可审批。此前尚存狭窄的商业通道，在新政策下变得“极其严格且高度个案化”，形同禁运。
“他们不仅锁死最顶级的超算，现在连中高赌工程工作站和核心芯片也开始堵截了。”赵同志语气沉重，“这意味着，我们想通过正常渠道购买组建集群所需的工作站，会异常困难。即便意大利菲迪亚愿意合作，他们系统里用的核心处理器，也可能在禁运清单上。”
雪上加霜。 寒意掠过秦念心头。对手的遏制，正从终端产品、设计工具，向着更底层、更基础的计算硬件与核心元器件蔓延。这是釜底抽薪。
“我们自己的计算机产业……”秦念看向吴思远。
吴思远缓缓摇头，答案不言而喻。八十年代末，中国微机产业初萌，高端工程工作站和科学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发能力，近乎空白。“银河”、“曙光”是战略重器，却无法覆盖广泛、急迫的工程计算需求。
“必须双线并举！”秦念强迫自己冷静，“第一，加密与可能存有缝隙的欧洲、日本渠道接触，利用商业规则和对方利益分歧，尝试获取一些设备，哪怕是旧型号，用于研究、学习和逆向参考。第二，也是更根本的——”她深吸一口气，“立即将‘自主高性能计算芯片与系统’的预研与推进，提升到全院乃至需要呼吁国家关注的战略高度。 这不是未雨绸缪，而是生死攸关！”
她当夜便开始起草一份给上级的紧急报告，标题力透纸背：《关于应对高性能计算设备出口限制及加快自主高端计算芯片与系统研制的紧急建议》。报告中，她详细援引了“玄甲-3”项目因算力受阻的实例，剖析了国际技术禁阅严峻趋势，最后写道：
“……算力已成为现代科技创新的‘氧气’与‘土壤’。扼制算力供给，意在窒息我高端研发能力于萌芽，贫瘠我创新生长之根基。此事关乎‘火炬’计划成败，更关乎国家长远科技命脉。恳请国家高度重视，统筹力量，将自主高端计算芯片与系统研制，置于与航空发动机、集成电路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尽早布局，全力攻坚！”
笔尖沙沙，划破深夜的寂静。这份报告，是她为争取未来“土壤”发出的呐喊。
而在研究院一隅临时腾出的机房里，另一场更具体、更“土”的战斗已经打响。王磊和计算机所抽调来的刘、陈，挤在堆满老旧设备和图纸的房间里。黑板上画着歪扭的网络拓扑和任务分解图，空气中弥漫着廉价咖啡和汗水的味道。
“王工，你们仿真最耗时的，是不是这个动态应力求解的大循环？”刘指着一段代码。
“对，八成时间都耗在这儿。”王磊点头。
“那理论上，我们能把它拆成几块，分给不同机器算，最后合并结果。”刘比划着，“但数据怎么在机器间传？传多了，网络就堵死了。这就是并行计算最头疼的‘通信开销’……”
他们争论着，尝试着，用有限的知识勾勒一条从未走过的路。窗外秋虫低鸣，机箱指示灯明灭不定，如同他们脑海中那些关于并孝网络、负载均衡的陌生概念，闪烁却顽强地亮着。
算力的匮乏与受制，如同一个冰冷的隐喻，映照出中国科技自立之路的全景：不仅要在应用层追赶，更要在基础硬件、核心元器件、乃至支撑一切的底层计算生态上，填补巨大而迫切的鸿沟。 前路崎岖，但他们已无退路，唯有在封锁中学习，在匮乏中创造，在至暗处，亲手点亮第一簇属于自己的、哪怕微弱如豆的——计算之光。
这簇光，不仅要照亮眼前的仿真模型，更要为未来应对“玄甲-3”试验中暴露的、更复杂精细的工艺难题（如残余应力模拟）积蓄能量。王磊心里清楚，下一次模型迭代对算力的渴求，只会更加贪婪。他们与时间的赛跑，与算力的搏斗，才刚刚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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