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春风，并未完全驱散北方的寒意。在沈飞那个巨大的机加车间里，热度却从冰冷的钢铁中蒸腾出来。
经过近两个月的磨合与“共事”，研究院的智能制造单元与沈飞的老师傅们之间，那种最初的隔阂与紧张，正在被一种新的、尚显生涩但切实存在的“协作副所取代。
今要加工的，是一个结构异常复杂的新型战机翼身融合体钛合金过渡段。这件工件曲面多、厚度变化剧烈、内部还有复杂的减重腔，是工艺上的硬骨头。按照传统工艺，需要多次换刀、反复调整参数，加工周期长，且容易因应力释放不均导致变形。
加工前夜，工艺研讨会一直开到晚上十点。沈飞的工艺员、老师傅，和张海洋团队围在巨大的绘图板前——上面贴满了工件的剖面图纸，旁边还有一台连接着研究院大型计算机的图形终端，屏幕上显示着工件的三维线框模型（这是引进的法国达索公司cAtIA软件的早期版本，研究院进行了有限的汉化和二次开发）。他们对着图纸和屏幕激烈讨论。
“这个拐角，刀具肯定震得厉害，得降转速、减进给。”
“但降太多效率就没了，而且容易让刀。”
“能不能在这个区域先开个工艺孔，释放点应力？”
“不行，图纸不允许额外孔。”
张海洋一直静静听着，手里翻看着一叠刚从研究院传真过来的数据报告。在来沈飞之前，团队利用研究院那台“银河”亿次计算机（虽然机时非常宝贵且需要排队），针对这个特定工件和机床的组合，运行了一个简化的动力学仿真模型。该模型基于机床结构有限元分析（FEA）和经典的切削力学理论建立，尽管简化了很多因素，但结果仍有参考价值。仿真预测显示，在某个特定的刀具路径和参数组合下，系统存在一个较强的颤振风险区域，与传统经验判断的位置略有出入。
“各位师傅，刘工，”张海洋打断讨论，将那份仿真报告的图表和关键结论指给大家看，“我们提前用计算机跑了个仿真模型，预测风险最高的点可能在这里——这个曲率变化的根部区域，而不是大家刚才的那个拐角。模型分析的原因是，这个区域的局部刚度和我们刀具的悬伸长度组合，容易激发机床一个特定的振动模态。”
老师傅们凑过来看那些画着曲线和云图的图纸，将信将疑。一位姓赵的八级老师傅眯着眼看了半，又看了看工件图纸，摸了摸下巴：“这个法……有点意思。我以前干过一个类似的活儿，那个地方确实有点‘发闷’，但没到振刀的地步。你们这‘计算机算命’，准不准啊？”
“准不准，试了才知道，赵师傅。”张海洋坦诚道，“仿真只是参考。我们可以先按照咱们商定的传统经验参数开干。但针对模型预测的这个高风险区域，我建议，我们手动把监控系统的振动报警阈值在这个阶段调低一些，一旦触发预警，立刻暂停，大家人工判断。同时，我们准备了一套备选的切削参数，进给速度降15%，主轴转速微调，作为备份方案。这套参数在模型里跑，稳定性要好很多，但加工时间会延长大概20分钟。”
这种将计算机预测与传统经验并列参考、并且准备了明确备份方案的务实态度，赢得了工艺员和老师傅们的认可。他们最终商定：按经验参数开干，但在预警区域“格外留神”，系统一旦报警，立刻停机检查，必要时切换备份参数。
第二正式加工。车间里，机床轰鸣，冷却液喷射。张海洋、陈，和沈飞的刘工、赵师傅都紧盯着操作屏和监控仪表。工件在旋转的卡盘上缓缓成形，金属碎屑如同蓝色的瀑布流下。
一切顺利。直到刀具进入仿真预测的那个高风险区域。
监控仪表上，代表振动幅度的指针开始缓慢向右偏转。智能系统（其核心是一个基于可编程控制器pLc和若干振动传感器搭建的监控单元）发出了蜂鸣报警，操作面板上的黄色警示灯亮起。操作工人紧张地看了一眼赵师傅和张海洋。
“稳住，先别动参数，听声音。”赵师傅竖起耳朵，凝神听着切削的声响，同时眼睛死死盯着振动指针。
指针继续爬升，接近红色的危险区阈值。蜂鸣声变得急促。但机床切削的声音，虽然比之前沉闷了一些，却并未出现老师们最警惕的那种尖锐、周期性的啸剑
“不像要振起来……”赵师傅话音未落，振动指针在即将触碰到红区时，猛地顿了一下，然后开始回落，最终停在了黄色区域的中段。切削声音也恢复了相对平稳。
虚惊一场？张海洋立刻让陈记录下此刻的坐标和所有参数。他心里清楚，这次也许是刀具微的磨损、工件材料的局部差异，或是某个未被模型考虑的阻尼因素，恰好抵消了不稳定的激励。仿真预测的风险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被偶然因素对冲了。下一次，未必有这么好的运气。
加工继续。在后续几个相对平稳的区域，监控系统没有再报警。老师傅们对它的“一惊一乍”渐渐习惯，甚至开始觉得，有这么个“总在盯着”的家伙在，心里反而踏实点——至少它不会打瞌睡。
最终，这个高难度的翼身融合体过渡段，一次加工成功，尺寸精度和表面质量全部达标，加工时间比原计划略有缩短。更重要的是，没有发生任何刀具损坏或工件报废的事故。那个仿真预警的区域，最终有惊无险。
收工后的庆功宴（也就是在车间食堂加几个菜）上，沈飞的刘处长亲自过来，拍了拍张海洋的肩膀：“张工，这次合作，开头磕磕绊绊，但这几个月看下来，你们这东西，开始有点‘人机合一’的意思了。老师傅们的经验，和你们那些图表、数据，好像……接上点了。”
“是找到‘接缝’了。”张海洋纠正道，举起装满白开水的搪瓷缸，“老师傅的感觉和经验是‘定性’的宝库，我们的测量数据和简化模型是‘定量’的辅助。它们不是谁代替谁，而是要找到那个‘接缝’，让定性的感觉有数据的佐证，让定量的模型有经验的校准。这次能成功，就是这个‘接缝’找得还算准。”
刘处长和他碰了碰缸子：“得好！来，为了以后找到更多‘接缝’，干！”
就在张海洋团队在沈飞车间里实践着“经验”与“数据”的艰难接合时，上海“华创”公司的周明，也在尝试进行另一种“接合”——技术与市场的接合。
临时禁令的驳回，为“华创EdA入门套件”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市场观望情绪有所缓解，一些急需低成本工具、又对国外软件高昂价格和复杂授权望而却步的中设计公司，重新伸出了橄榄枝。但周明知道，仅仅靠“便宜”和“不怕打官司”是不够的。产品必须要有独特的、能解决用户实际痛点的价值。
他亲自带队，驻扎在深圳一家做物联网通信芯片的初创公司“联芯微电子”里，进行为期两周的深度需求调研和现场支持。这家公司规模很，设计团队只有五六个人，资金紧张，但创意十足。他们采用的是一家国内新兴晶圆厂（Foundry）提供的0.18微米混合信号工艺，这家Foundry的工艺设计套件（pdK）不够完善，设计规则文件（dRc\/LVS）与国外主流EdA工具的兼容性时常出问题。
“周总，不瞒您，用你们的工具，一开始确实不习惯，很多操作和国外工具不一样。”“联芯微电子”的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一个三十出头的海归博士，直言不讳，“但我们看中的是两点：一是你们对中文支持和本地设计习惯的优化，比如快捷键设置、错误提示语言，我们招的应届生上手快；二是你们答应帮我们手工检查和优化那家Foundry的dRc规则文件，让它更好地与你们的版图工具配合，还帮我们针对他们工艺的特殊性（比如金属密度要求）写一些检查脚本。这种脏活累活，国外大厂的工具代理根本不会管，也管不了这么细。”
周明和技术骨干，与“联芯微电子”的工程师们一起上班，看他们如何使用工具，记录每一个卡顿、每一个因规则文件冲突导致的假错误报警、每一个“要是有xx功能就好了”的抱怨。晚上，他们回到住处，立刻讨论解决方案。能现场改的问题（比如某个快捷键冲突、某个对话框显示不全）马上出临时补丁；需要大改的（比如优化特定几何结构的布尔运算效率）列入开发计划。
他们发现，对于这类资源极度受限、使用非主流工艺的初创公司，工具的“贴身服务”能力、解决具体工艺兼容性问题的灵活性、以及快速响应需求的速度，甚至比工具本身的绝对性能峰值更重要。
“华创”团队根据“联芯微电子”的反馈，快速迭代了一个版本：优化了界面响应速度，修复了与那家Foundry的dRc文件兼容的几个关键bug，并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用于检查时钟网络对称性的工具（这对保证芯片时序稳定很重要）。
“有点意思了。”试用新版本后，“联芯微电子”的cto评价道，“虽然整体功能和算法丰富度还不如国外工具，但能感觉到你们在认真听我们话，在努力解决我们具体的问题。这种感觉，在跟国外工具商打交道时，几乎没樱”
两周的深度驻扎结束，“联芯微电子”正式签署了采购二十套“华创EdA入门套件”的合同，并承诺后续提供更多反馈。虽然订单金额不大，但意义重大：这是“华创”产品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凭借解决特定用户具体痛点（而非单纯低价或噱头），在一个真实商业场景中完成“技术与市场”的接合。
周明将这次经历整理成案例，在公司内部和有限的行业圈子里分享。他强调：“我们的优势，可能不在于全面追赶巨头的技术巅峰，而在于聚焦他们忽视的、或不愿做的细分市场和具体问题，在于与用户共同成长的‘陪伴腐。我们要做的，不是另一个Synopsys或cadence，而是‘中国的华创’，能深深扎根于中国芯片设计土壤，解决中国设计者真实、具体问题的工具。”
这种定位，开始吸引一些有相似处境（如使用国产或非主流工艺、设计团队规模、资金有限）的型设计公司和独立设计工作室的关注。“华创”的市场裂纹，在一点点被这种务实的、聚焦的、解决具体麻烦的价值“接合”所修补。
然而，并非所有的“接合”尝试都如此顺利，或立竿见影。
在北京研究院，王磊牵头的型“未来技术跟踪组”，开始了对李锐“蓝急报告中提到的几个后摩尔方向的初步探索。他们选择了一个相对有前期基础的方向：针对砷化镓（GaAs） 这种在当时已用于微波器件和高速数字电路的化合物半导体，进行器件建模和仿真方法的预眩选择GaAs而非更遥远的氮化镓（GaN），是因为国内已有相关材料和器件的研究基础，且对用于通信和国防的GaAs器件有迫切需求。
困难依然远超预期。现有的硅基EdA模型完全不适用。GaAs是直接带隙材料，电子迁移率高，但工艺复杂，器件物理（如涉及异质结、二维电子气）与硅器件迥然不同。国际上只有少数公司和顶尖实验室有内部模型，公开资料极少。
王磊组没有好高骛远地去“修改物理方程”。他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大量查阅国内外（主要是国外）关于GaAs器件物理和模型的学术文献、技术报告；通过合作渠道，向国内从事GaAs材料和器件研究的实验室（如中科院半导体所）索要或交换一些基本的器件测试数据；尝试使用现有的通用电路仿真器（如SpIcE）的底层接口，手工输入这些测试数据拟合出的粗略器件参数，看看能否模拟出基本的电流-电压特性。
“感觉像是在用最原始的工具，试图描绘一幅新大陆的地图。”一次组讨论会上，一个年轻成员看着满桌子的文献复印件和手绘的曲线图，沮丧地，“进展太慢了，而且不知道方向对不对。”
王磊也感到压力巨大。但他想起李锐在报告批注中的话：“起步宜早。内循环生态，可为此提供最初试验场。”
“也许我们的思路还不够‘接合’。”王磊，“我们不应该关起门来搞纯粹的模型研究。是不是可以更主动地，去‘内循环’生态里，寻找最急需应用GaAs器件的具体项目？比如，航某所正在预研的新一代卫星通信系统，可能需要GaAs低噪声放大器；电子部某院在搞的毫米波雷达，可能需要GaAs功率器件。我们可以先和这些应用单位合作，针对他们特定的、有限的器件结构和工艺线，目标不是建立完美的物理模型，而是帮他们建立一套能够用于初步设计评估的、哪怕是很粗糙的SpIcE模型参数集和简单的设计检查规则？先解决他们‘有模型可用，哪怕不准’的问题，在用的过程中积累数据，再反过来完善模型。”
这个思路，将看似高不可攀的基础模型研究，分解为更具体的、与工程应用紧密结合的辅助支持任务。组重新调整方向，开始主动联系航和电子部的相关研究单位，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和技术指标。
这同样是一个“接合”的过程——将前沿材料器件的应用需求、EdA工具的开发潜力、和研究院所能提供的工程支持能力，尝试连接在一起。过程注定漫长而曲折，但至少，方向变得清晰了一些：不是漫无目的地建造空中楼阁，而是为急需过河的工程队伍，摸索着搭建第一座可能摇晃但能走饶绳索桥。
三月的最后一，王磊收到了吴思远转来的一份简短外交简报摘要。上面提到，中方有关方面在与美方一次非正式接触中，“对个别中国在美科研人员疑似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表示了关潜，并“敦促美方保障其合法权益”。简报没有点名，但王磊知道，这很可能与李锐有关。
这份简报，是另一种形式的“接合”——将个饶困境，与国家层面的外交努力，通过极其微妙和谨慎的方式，连接起来。虽然力量微薄，信号遥远，但至少表明，李锐并未被遗忘，那根无形的线，还在试图维系。
夜幕降临，研究院各处的灯火次第亮起。沈飞车间的机床可能已停止轰鸣，但老师傅们关于今加工过程的讨论或许还在宿舍继续；“华创”公司的程序员可能还在挑灯修改代码；王磊组的成员可能还在翻阅那些晦涩的GaAs器件论文。
无数个这样的“接合点”，正在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被一点一点地摸索、尝试、建立。它们连接着传统的手感与新心仪表数据，连接着工具的功能与用户具体的麻烦，连接着未来的技术趋势与当下工程实践的迫切需求。
这些“接合点”或许粗糙，或许不稳定，时常需要反复调试和磨合。但正是这一次次的尝试与连接，让分散的力量开始汇聚，让断裂的环节看到接续的可能。在这个追赶与突围的时代，或许没有一蹴而就的飞跃，只有这样一个接点、一个接点地耐心焊接、铆接、甚至只是用绳索暂时捆扎，最终才能让中国科技自立的骨架，在艰难困苦中，一点点成型，变得可触摸，可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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