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常以蜜饯来比喻德行，它味道甜美却不会让人感到腻烦；又用海味来类比德行，认为它咸味适中而不过分。这种比喻所蕴含的智慧，就如同平上精确的砝码一样，在细微之处精准地描绘出理想人格的完美轮廓。
所谓“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度”的深刻哲学思考。北宋时期的名臣范仲淹在主政杭州时，遭遇了灾民大量涌入的艰难困境。面对这样的局面，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廉洁的名声而紧闭城门，将灾民拒之门外；也没有仅仅出于恻隐之心就轻易地打开官仓放粮。相反，他展现出了卓越的智慧和创造力，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法。他招募灾民去修筑西湖的堤岸，这样一来，既维护了官仓存粮的制度刚性，又巧妙地运用了柔性的智慧，成功地化解了民生危机。
这种“清能有容”的智慧，就如同西湖的湖水一般，既清澈见底，又能够容纳无数的船只来来往往。它既保持了自身的清正廉洁，又展现出了宽容和包容的胸怀。
王阳明巡抚南赣期间，面对那些啸聚山林的流民，他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治世之道——“仁能善断”。
王阳明深知，如果只是单纯地采取剿灭的手段，那么只会加深双方之间的仇恨，导致矛盾更加激化；而若是一味地进行招抚，又恐怕会助长这些流民的顽劣习性，使其难以真正被感化。
经过深思熟虑，王阳明首创了“十家牌法”。这一方法既以雷霆万钧之势整肃帘地的治安，又以春风化雨般的方式推行教化。通过这种刚柔并济的策略，他最终成功地解决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困局。
这种仁者之勇，就如同针灸时使用的银针一般。在刺入的时候，需要精准而果断，毫不迟疑；而当银针起针时，却已经治愈了沉疴，让人恢复健康。
张居正改革考成法时，也在“明不伤察”的尺度之间，找到了吏治的平衡点。他既不像海瑞那样过于苛察，以至于让官吏们“一钱不取”，也不像严嵩那样放任自流，对贪污腐败视而不见。
张居正建立了一套系统的考核制度，使得官员们的清廉和污浊能够自然地分辨出来。这种政治智慧，恰似高悬于空的明月，既能照亮沟渠中的细微之处，又不会灼伤草木的柔嫩。
在张居正改革的十年间，大明王朝重现了“万历中兴”的繁荣景象，这充分印证了中庸之道在现实中的伟大力量。
中庸之道并非是乡愿式的和稀泥，而是智者所秉持的一种平衡之道。从《尚书》中的“允执厥直到《论语》里的“过犹不及”，中华文明在悠悠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对度的精妙把握。
这种智慧就如同太极中的阴阳两极，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在清与浊、仁与严、明与昧、直与曲的辩证关系中，我们需要去探寻那个既能立己又能达饶黄金分割点。这个点既不是极赌清，也不是极赌浊；既不是过度的仁，也不是过度的严；既不是绝对的明，也不是绝对的昧；既不是完全的直，也不是完全的曲。它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
当我们在今日重新审视“蜜饯不甜，海味不咸”这句古训时，仿佛能够看到我们的先人在时光的长河之畔留下的一道刻度。这道刻度提醒着我们这些后人：至美往往存在于分寸之间。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需要把握好一个度，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生活的道路上行走得更加稳健，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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