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的坠落始于一次错误的选拔。高一下学期，学校组建“清北预备班”，选拔标准除期中成绩外，增设“奥数基础测试”。杨曾参加过初中数学竞赛，虽未获奖，但凭借解题速度入选。班主任在动员会上：“能进这个班的，都是未来科学家。”这种光环效应让杨产生了“赋幻觉”，他甚至在日记中写道：“我生来就是拿金牌的。”
预备班的教学进度远超普通班。当普通班还在讲解三角函数时，预备班已进入微积分专题；普通班实验课用弹簧测力计，预备班却要求设计“电磁炮”。杨的认知体系被彻底打乱。一次物理课上，老师问：“如何用麦克斯韦方程组推导电磁波？”杨低头翻书，发现教材中连麦克斯韦方程都没出现。这种认知断层让他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太笨了？”
预备班实邪末位淘汰制”，每月按成绩排名，后10%转入普通班。这种机制制造了畸形的竞争生态。杨的同桌王曾因连续两周排名垫底，在厕所用美工刀划伤手臂；后排的李明则偷偷在课桌下刷题到凌晨两点。杨在这种环境中逐渐迷失，他不再关心知识本身，而是用“刷题量”来证明自己。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公式，成了他自我安慰的图腾。
杨的母亲是农民，将农民教育模式移植到家庭教育郑她为杨制定“每日学习计划表”，精确到分钟：6:30-7:00背英语单词，12:30-13:00做数学题，甚至规定“上厕所时间不得超过3分钟”。这种管控在初期确实见效，杨的月考成绩一度提升至年级前30。但高一下学期，当杨试图参加学校辩论社时，母亲撕掉了报名表：“你现在的任务是考进前10名。”
杨的父亲是农村生意人，常年出差。他每月给杨寄一本《时间简史》，附言：“这本书比任何补习班都有用。”当杨在物理课上遇到难题时，父亲在电话里：“你自己查资料，这是学习的过程。”这种“放养式”教育让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次期中考试前，杨因感冒发烧，母亲坚持让他继续刷题，而父亲在视频里：“年轻人要学会扛住压力。”这种矛盾的教养方式，让杨的内心逐渐崩塌。
杨的家庭会议成了“成绩审判会”。母亲会拿着成绩单逐科分析：“数学比上次低了5分，是不是没认真听讲？”父亲则：“你这种状态，怎么考得上清华？”这种高压环境让杨产生了“习得性无助”。他开始在考试前故意吃坏肚子，用身体不适来逃避压力。心理测评显示，他的焦虑指数达到临床诊断标准，却因“怕耽误学习”拒绝就医。
班主任王老师发现了杨的异常。一次晚自习后，王老师将杨带到办公室，递给他一本《成长型思维》。书中写道：“赋是起点，努力是过程。”王老师没有批评杨，而是：“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数学考过38分。”这句话像一束光，穿透了杨心中的阴霾。他开始尝试“成长型思维”，将“我太笨了”改为“我还没找到方法”。
杨的同桌林发起“学习组”，成员包括普通班和预备班的学生。他们每周六下午在图书馆集体学习，采用“费曼学习法”：每人讲解一个知识点，其他成员提问。这种互助让杨发现，普通班的学生解题思路更灵活，而预备班的学生则擅长深度思考。一次数学课上，林用“数形结合”的方法解出了杨一周都没搞懂的立体几何题。这种跨班交流，让杨的认知体系逐渐重建。
杨的母亲参加了家长学堂。讲师展示了一组数据：过度管控的孩子，大学辍学率是普通孩子的3倍。母亲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她删除了“每日学习计划表”，改为每周与杨讨论一次学习目标。父亲则调整了出差计划，每月回家陪杨打一次篮球。这种家庭氛围的转变，让杨逐渐找回了学习的乐趣。
杨开始采用“番茄工作法”，将学习时间划分为25分钟一个的“番茄钟”，每个番茄钟后休息5分钟。他建立了“错题本”，将错题分为“知识性错误”和“方法性错误”，分别用红笔和蓝笔标注。这种精细化学习让他的效率大幅提升。一次月考中，他的数学成绩从62分提升至85分，物理成绩从58分提升至78分。
杨每周三下午去学校心理咨询室，学习“正念冥想”。他学会了在考试前深呼吸，用“5-4-3-2-1”法（出5个看到的物体、4个听到的声音、3个触摸到的物体、2个闻到的气味、1个尝到的味道）来缓解焦虑。心理测评显示，他的焦虑指数从临床水平降至正常范围。
杨不再执着于“清北预备班”，而是将目标调整为“985高校”。他参加了学校机器人社团，在省级比赛中获得二等奖。这种多元化发展让他找回了自信。在期末总结会上，他：“我不再是那个只会刷题的机器，而是有思想、有能力的少年。”
杨的故事，是千万中国高中生的缩影。他的坠落，暴露了教育生态中的“竞赛崇拜”“高压管控”和“认知断层”；他的崛起，则证明了“成长型思维”“互助学习”和“家庭觉醒”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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