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今年春节前肯定回来。母亲总这样安慰他，可杨知道，父亲在南方工地的日子并不轻松。每周一次的信笺上，父亲的字迹总是歪歪扭扭，像被雨水泡过的木炭。信里工地附近的江水总是灰蒙蒙的，工友们蹲在铁皮棚子里啃馒头时，总想起家里灶台上温着的红薯粥。
杨记得父亲走的那，村口的老槐树刚抽新芽。父亲把皱巴巴的二百块钱塞进他书包，转身时，藏青色工装裤的膝盖处磨得发白。如今，那件裤子就挂在门后的钉子上，像一面褪色的旗帜，在寒风中轻轻摇晃。
腊月二十三的清晨，杨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赤脚跑到院门口，看见个浑身落雪的人影，正把鼓囊囊的蛇皮袋往门廊下拖。那人抬起头时，杨愣住了——父亲的脸被冻得发紫，眉毛上结着冰碴，右脸颊有道新鲜的擦伤，像被砂纸磨过。
咋不戴手套？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父亲憨笑着搓手，指关节处裂着血口子。杨这才注意到，父亲脚上的解放鞋底已经磨穿，脚趾头从破洞里探出来，冻得通红。
在工地摔了一跤，不碍事。父亲轻描淡写地，可杨看见他撩起裤腿时，腿上缠着发黄的纱布。母亲端来热水，父亲把脚泡进去的瞬间，杨听见他倒抽了一口冷气。
那晚上，父亲从蛇皮袋里掏出个铁皮饭海打开时，一股混着油墨和汗酸的味道扑面而来。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二个肉包子，每个都用油纸包着，最上面那个还冒着热气。
工地食堂的师傅手抖，我多给了两块钱。父亲把包子推给杨，自己却就着咸菜啃馒头。杨咬开包子时，发现馅里混着碎纸片——那是父亲从工地的废料堆里捡来的包装纸，被他心地裁成了方形。
夜里，杨听见父母在隔壁低声话。父亲工头拖欠工钱，江对岸的工厂总在夜里排放黑烟，有个工友的腿被钢筋扎穿了。杨把脸埋进枕头，闻见父亲身上那股陌生的气味，像铁锈混着潮湿的泥土。
除夕那，父亲执意要去镇上的理发店。杨跟着去，看见理发师举着电动推子犹豫不决。父亲的后脑勺有道疤，头发长得参差不齐，像被狗啃过的草垛。
随便剪剪，省得费电。父亲笑着。可当理发师撩起他后颈的头发时，杨愣住了——那里有片硬币大的皮肤，色比周围浅得多，像块被漂白的补丁。
回家路上，父亲突然停下脚步。他把杨的手按在自己掌心，那些老茧像砂纸般粗糙。明年开春，爸带你去县城。父亲，看看真正的火车。
杨抬头望，雪下得更急了。远处的田野白茫茫一片，像铺了层厚厚的棉絮。他忽然想起父亲信里的话：江边的芦苇黄了，风一吹，就像咱家灶台上的灰。
正月十五的清晨，杨发现父亲在院子里挖坑。他蹲在旁边看，父亲把工地的安全帽、磨破的帆布手套、还有半截生锈的钢筋，都埋了进去。
留个念想。父亲，可杨看见他背过身去，肩膀轻轻抽动。那晚上，父亲破荒地喝了半杯酒，脸颊红得像灶膛里的火苗。
开春时，父亲又走了。这次他穿了双新胶鞋，走路时鞋底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杨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见父亲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土路的尽头。风卷起地上的枯叶，像一群金色的蝴蝶。
那夜里，杨梦见自己站在江边。对岸的工厂冒着黑烟，江面上漂着油污。父亲穿着藏青色工装裤，正蹲在铁皮棚子里写信。信纸被风吹起，像一群白色的鸽子，飞向灰蒙蒙的空。
杨醒来时，发现枕头上湿了一片。窗外的月光很亮，照在父亲留下的那件旧棉袄上，上面的补丁像星星一样，闪烁着微弱的光。
2000年的冬，中国有超过八千万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迁徙。他们像候鸟一样，带着对土地的眷恋和对城市的期待，在铁轨与公路上留下深浅不一的足迹。杨的父亲只是其中一员，他的故事被雪覆盖，被时间遗忘，却永远刻在某个少年记忆的褶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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