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年，大宋东京城再次迎来丝路万国博览会的盛事。琉璃能量塔光芒更盛，将夜空映照得恍如白昼。各国展馆依旧流光溢彩，奇珍异宝令人目不暇接。波斯的地毯、竺的香料、大食的骏马、欧罗巴的机械钟……繁华喧嚣，似乎与上一届并无二致。
然而，当各国使臣与君王步入蒙古展区时，无不悚然一惊，心底升起阵阵寒意。
这里没有奔驰的骏马标本，没有张弓射雕的武士表演，没有毡帐与狼图腾的粗犷展示。取而代之的，是巨大而精确的沙盘模型——展示着迦南地区新心、规划整齐的商贸城市网络；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样本——从精美的玻璃器皿、大宗棉花羊毛，到复杂的金融票据样板；是巨大的图表与算盘阵联—实时显示着几条主要商路的物流与资金流数据，穿着崭新绸缎袍服的蒙古官吏，操着生硬却流利的多种语言，与各国商人熟练地洽谈、签约。
草原游牧文明的野性符号几乎荡然无存，彻底被一种精密的、高效的、冷酷的商贸文明所取代。 这并非简单的学习模仿，而是一种内在气质的根本蜕变，一种将掠夺性转化为商业扩张的、更令人不安的力量。众国主相顾失色，仿佛看到一头雄狮不仅学会了使用工具，更开始制定贸易规则。
展会期间，一场备受瞩目的私下会谈在皇家别苑进校宋徽宗赵佶与蒙古大汗铁木真对坐。陪坐者，大宋这边是日渐消瘦、眉宇间锁着更深沉思虑的朱熹；蒙古那边，则是从迦南赶回、气息愈发幽深难测的刘混康。
两位君王见礼。 徽宗依旧保持着极致的优雅，但那份艺术家的感性与热情似乎被一层无形的、冰冷的琉璃罩子所隔绝，那是被深奥却也可能僵化的道家理论长期浸润与制衡后的结果，威仪中透着一丝难以接近的疏离。 铁木真则恰恰相反，曾经的瀚海狂沙般的暴烈之气内敛了许多，眉宇间竟多了几分温和（或者是一种更深沉的算计），那是被迦南之地滚滚而来的世俗人欲长期熏染后的沉淀，野性未褪，却镀上了一层圆滑的光泽。
气氛微妙。无形中，徽宗身上流露出的文武之气（精致文化与深层力量）与铁木真身上散发的文武之气（野蛮活力与新生文明）相互对抗又相互交融，仿佛阴阳鱼在缓慢旋转。
沉默片刻，铁木真率先开口，问的却是一个儒家经典问题：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语），何解？”
朱熹微微躬身，谨慎答道：“回大汗，圣人之意，非是愚民。乃因百姓认知各有分限，强以高深道理灌输，反易生困惑滋扰。故圣人设教，重在使民于日用伦常、礼法实践中自然体悟大道，所谓‘通其变’，‘神而化之’，于不知不觉间导其向善，明其道理。” 他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渐进式的教化与引领。
刘混康在一旁，嘴角勾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接口道：“朱夫子所言，仍是隔靴搔痒。既知民有欲，何不‘通其欲’而为变？设规矩，导利向，使其欲达而自化。欲得温饱，自会勤耕；欲求财富，自会奔波；欲保平安，自会守法。何需空谈道理？欲达，则自化。” 他将人性欲望视为可引导利用的流水，只疏不堵。
徽宗听罢，默然良久，最终幽幽一叹，仿佛触及了某种核心困境：“守护之道，难言矣！” 他或许想到了林冲的牺牲，想到权力与教化、强制与引导之间的千古难题，其中深意，确实难以尽述。
铁木真听完三方之言，目光深邃，忽地会神一笑，那笑容竟有几分通透之意。他不再纠缠于理论，转而望向徽宗，问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问题：
“请问陛下，大宋最好的酒，叫什么？”
问题简单，却直指享乐与文化的核心。刹那间，文武之道、王霸之术、性理之辩，似乎都融汇于这一杯酒之郑
徽宗一怔，随即眼中闪过一丝真正属于他艺术家本色的光彩，缓缓答道： “其名‘太平君子’，乃内府以百家米、三江水，经三蒸三酿，藏于琼林苑地宫十年方得。其味醇和，饮之可忘忧，然多饮亦不失君子之态。”
铁木真抚掌：“好个‘太平君子’！但愿他日，能与陛下共饮此杯。”
一杯酒名，问出了下至味，也问出了两种王道的殊途与深意。会谈在一种看似轻松、实则更深沉的氛围中结束。铁木真起身告辞，刘混康紧随其后。朱熹眉头紧锁，徽宗则望着案上清茶，若有所思。
博览会上，万国喧哗，而王者的心思，已飘向那杯名为“太平”却难得之酒，以及酒中所映照的，难以言的守护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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