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焉（？—194年），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门）人，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后裔，东汉末年宗室重臣、益州牧，亦是汉末最早完成地方割据的军阀之一。
他身处汉祚倾颓的乱世，以宗室身份跻身仕途，凭“废史立牧”的建议改写东汉地方行政格局，借益州的险与纷乱开创了刘氏父子二十余年的割据基业，却又因野心膨胀、谋事不臧，最终在丧子之痛与灾变故中疽发而亡。
其一生裹挟着汉室宗亲的身份羁绊、乱世枭雄的权谋算计，亦折射出东汉末年中央衰微、地方割据的历史必然。《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为其生平核心史料，辅以《华阳国志》等地方典籍，可清晰勾勒出这位乱世人物的完整轨迹。
宗室入仕：汉廷官僚体系中的半生沉浮
刘焉的仕途起点，根植于汉室宗亲的身份加持。其先祖鲁恭王刘余为汉景帝之子，汉章帝元和年间，刘余支庶子孙被改封至竟陵，家族遂在此定居，成为荆州江夏郡的望族。
东汉一朝，宗室虽无西汉藩王的实权，却仍享有入誓优先权，刘焉早年便凭借这一身份被拜为中郎，踏入中央官僚体系。
延熹三年（160年），刘焉的仕途迎来第一次中断——其师、时任司徒的祝恬病逝，按东汉礼制，刘焉辞官为恩师服丧，隐居于阳城山。
这段隐居岁月并未让他远离政治，反而成为其积累声望的契机：他在山中研习经学，收徒讲学，以儒雅形象获得士林认可，不久便被举荐为“贤良方正”。这一察举科目为东汉高级官员的重要来源，刘焉借此再度入仕，被司徒府征为幕僚，自此开启了历任地方要职的生涯。
此后数十年，刘焉的任职轨迹遍及中央与地方，历任洛阳县令、冀州刺史、南阳郡太守、宗正、太常等职。
洛阳县令为京畿要职，直接面对朝廷中枢，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则是地方封疆大吏，宗正掌皇室宗亲事务，太常为九卿之一，掌礼仪祭祀——这一系列职务，既体现了汉廷对其宗室身份的信任，也让刘焉得以洞悉东汉政治的底层弊病：地方刺史、太守多由贿赂得官，上任后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中央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朝政腐败不堪，王室权威日渐衰落。
灵帝时期的东汉，已然是风雨飘摇：黄巾起义席卷全国，州郡失守，流民四起；凉州羌乱屡平屡起，耗费国库无数；
宦官“十常侍”把持朝政，诛杀清流官员，党锢之祸的余波仍在。身居太常之位的刘焉，身处中央权力核心，亲眼目睹了汉廷的腐朽与崩塌，心中渐生避世自保之念，而一场偶然的契机，让他将目光投向了远离中原的益州。
谋入益州：借险避乱，乘时势入主巴蜀
东汉末年的益州，辖今四川、重庆、云南及贵州北部，地域广袤，物产丰饶，且北有秦岭、东有巫山阻隔，与中原战乱相隔，素影府之国”的美誉，成为乱世中难得的避世之所。
而此时的益州，正陷入内乱之中：刺史郤俭贪婪残暴，“赋敛烦扰”，民间甚至传唱着怨恨他的歌谣，百姓苦不堪言；与此同时，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先后被叛军杀死，地方刺史的无能与脆弱暴露无遗。
刘焉最初的想法，是请求出任交州牧。交州地处岭南，更为偏远，是当时公认的“避世之地”，但侍中广汉董扶的一番话，彻底改变了他的抉择。董扶善观星象、懂图谶，私下对刘焉言：
“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子气。”这句话正中刘焉下怀——他早已不满汉廷的腐朽，并非只想单纯避乱，而是暗藏割据自立的野心，益州的险与“子气”的谶语，让他认定簇为成就霸业的根基。
恰逢汉灵帝因地方叛乱频发，正苦于刺史制度的失效，刘焉遂趁机上奏，提出了影响东汉历史走向的重要建议——废史立牧。他称：“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
其核心主张是废除原有仅掌监察的刺史，改设集行政、军事、财政大权于一身的州牧，由宗室或朝廷重臣担任，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这一建议看似为挽救汉廷，实则为地方割据打开了方便之门——州牧的权力高度集中，一旦上任，便极易脱离中央节制，而刘焉的真实目的，正是借这一制度，为自己谋取益州牧的职位。
汉灵帝未察其心，采纳了这一建议。恰逢益州刺史郤俭的暴行传至洛阳，刘焉遂主动请求出任益州牧，朝廷当即任命其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令其前往益州逮捕郤俭治罪。
董扶与太仓令赵韪听闻刘焉入蜀，亦辞官相随，成为其早期的核心幕僚。
然而，刘焉入蜀的道路并不顺畅。中平五年（188年），他行至犍为东界时，益州爆发了马相、赵祗领导的黄巾军叛乱。
叛军以“反对郤俭暴政”为旗号，召集不堪徭役的百姓，两日之内便聚兵数千，先杀绵竹县令李升，又迅速攻占雒县（益州州治），杀死郤俭，随后连破蜀郡、犍为，一月之内便破坏三郡，马相甚至自称子，声势浩大。
就在益州大乱之际，益州从事贾龙率家兵数百人驻守犍为东界，他招集逃散的官吏百姓，聚兵千余人，迎战马相叛军。
贾龙久居益州，熟悉当地地形，数日之内便击败叛军，平定了益州之乱，益州境内复归平静。此时的贾龙，尚为汉廷忠臣，见朝廷任命的益州牧刘焉滞留边境，遂挑选精兵良将，前往迎接刘焉入蜀。就这样，刘焉未费一兵一卒，借着贾龙平乱的契机，顺利进入益州，进驻绵竹，并将治所从雒县迁至此处，开始了对益州的经营。
割据益州：立威除异，断道自立，暗藏帝心
刘焉初入益州时，深知自己身为外来者，根基未稳，遂采取“抚纳离叛，务行宽惠”的策略——安抚因战乱流离失所的百姓，推行宽松的政令，迅速赢得了益州底层民众的支持。但这只是他的表面手段，其内心的真实意图，是彻底掌控益州，实现割据自立，而要达成这一目标，他必须清除三大障碍：益州本地的豪强势力、忠于汉廷的地方官员，以及来自中央的控制。
借张鲁断道，隔绝益州与中央
汉中是益州的北大门，扼守着益州通往关中的要道，掌控汉中，便等于掌控了益州与中原的交通命脉。
刘焉入蜀后，发现沛郡人张鲁的母亲“以鬼道（五斗米道）惑众，又有少容”，且常往来于自己家中，遂借机拉拢张鲁，任命其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一同率兵攻打汉中太守苏固。
张鲁与张修率军攻占汉中后，刘焉令其“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切断汉中与关中的交通要道，斩杀朝廷派往益州的使者。而刘焉则向朝廷上奏，谎称“米贼（五斗米道）断道，不得复通”，将益州与中央隔绝的责任推给张鲁。
此举一箭双雕：既让益州摆脱了汉廷的直接控制，成为“独立王国”，又借张鲁之手守住了益州北大门，抵御关中的战乱波及。
有趣的是，张鲁在汉中站稳脚跟后，竟杀死张修，独掌汉中大权，不再完全听命于刘焉，刘张两家由此结怨。
但刘焉并未急于讨伐张鲁——对他而言，张鲁的半独立状态，反而成为他向朝廷推脱责任的借口，只要张鲁不主动进攻益州，便无需彻底剿灭，这种“相互制衡”的状态，恰好符合他割据益州的需求。
诛杀豪强，铲除异己，树立权威
益州自西汉以来，便存在着众多根深蒂固的本地豪强，如王咸、李权等，他们掌控着益州的土地、人口与财富，甚至拥有私人武装，是外来统治者的最大威胁。刘焉深知，要想彻底掌控益州，必须铲除这些豪强势力。
在站稳脚跟后，刘焉便以“图谋不轨”为借口，诛杀了王咸、李权等益州豪强十余人，借此立威。同时，他设立“前后左右四部司马”，统率益州军队，将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郑
此举虽震慑了益州豪强，却也引起了益州士族与百姓的怨恨，更让当初迎他入蜀的贾龙心生不满——贾龙本为汉廷忠臣，迎刘焉入蜀是为了安定益州，而非看着他割据自立、诛杀同乡。
初平二年（191年），矛盾彻底爆发：犍为太守任岐率先举兵反叛，自称将军，与从事陈超合兵攻打刘焉；董卓亦令司徒赵谦率兵入蜀，服贾龙起兵响应，叛军一度烧毁成都外城，益州局势岌岌可危。
面对叛乱，刘焉早有准备，他派遣益州的青羌兵迎战——青羌兵为益州少数民族武装，骁勇善战，是刘焉一手培植的嫡系部队。最终，刘焉击败叛军，杀死任岐与贾龙，彻底铲除了益州境内忠于汉廷的势力，自此成为益州真正的“土皇帝”。
僭越造舆，暗怀帝心，暴露野心
诛杀贾龙、任岐后，刘焉的割据野心愈发膨胀，开始明目张胆地挑战汉廷的权威。他下令按照皇帝的仪仗规格，制造了千余乘舆车、服饰，“乘舆车具”为皇帝专属，刘焉的这一行为，已是赤裸裸的僭越，暗藏称帝之心。
刘焉的僭越之举，很快传到了荆州牧刘表耳郑刘表素与汉廷保持联系，遂向朝廷上奏，称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意即刘焉在益州的所作所为，已然如同自立为王，怀疑其有谋逆之心。
此时的汉献帝被董卓裹挟至长安，虽无力讨伐，却也对刘焉心生警惕，遂想出一瞻釜底抽薪”之计：当时刘焉的长子刘范为左中郎将、次子刘诞为治书御史、幼子刘璋为奉车都尉，皆随献帝留在长安，仅有三子刘瑁随其入蜀，献帝令刘璋前往益州，劝刘焉谨守本分，实则以刘璋为人质，牵制刘焉。
但刘焉早已不将汉廷放在眼中，他见到刘璋后，当即将其留在益州，不再让其返回长安，彻底与汉廷决裂。至此，刘焉的益州割据政权正式形成，成为汉末群雄中，最早实现“闭关自守、独立于中央”的势力之一。
谋叛败亡：联马腾事泄丧子，遇火疽发殒命
刘焉虽割据益州，却并未完全放弃对中原局势的介入。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王允、吕布诛杀，其部将李傕、郭汜随即攻破长安，杀死王允，控制了汉献帝，关中陷入内乱。征西将军马腾驻守郿县，不满李傕、郭汜专权，遂起兵反叛，刘焉见有机可乘，决定与马腾合谋，企图借马腾之手夺取长安，掌控汉献帝，实现“挟子以令诸侯”的野心。
这是刘焉一生最大的政治豪赌，却也成为其命阅转折点。他令长子刘范在长安暗中联络马腾，约定共同袭击长安，诛杀李傕、郭汜，同时派遣校尉孙肇率蜀兵五千人前往关中相助。
然而，谋事不密，合谋之事被李傕察觉，李傕当即派大军迎战马腾，蜀兵尚未赶到，马腾便已战败，退回凉州。
刘范因谋叛败露，逃奔槐里，最终被李傕的军队斩杀，次子刘诞亦因牵连被诛杀，刘焉留在长安的两个儿子尽皆丧命。
唯一的幸运是，议郎庞羲与刘焉为世交，暗中派人找到刘焉留在长安的孙子们，将他们安全护送回益州，才让刘焉免于断后之祸。
丧子之痛成为压垮刘焉的第一道重锤，而接踵而至的灾，更是让他的精神彻底崩溃。
兴平元年（194年），刘焉的治所绵竹突然发生大火，这场大火来势汹汹，不仅烧毁了大量百姓的房屋，更将刘焉此前僭越制造的千余乘舆车、服饰尽数焚毁——在古人眼中，火乃是“谴”，是上对僭越者的惩罚。
刘焉既哀痛两个儿子的惨死，又深感火的不祥预兆，精神受到巨大打击，一病不起
。他不得不将治所从绵竹迁至成都，却已回乏术，不久便因背疮发作，在成都病逝，结束了其充满权谋与野心的一生。
刘焉去世后，益州的局势再度陷入动荡。
其麾下重臣赵韪、王商等人认为，刘焉三子刘瑁影狂疾”，不堪大任，而幼子刘璋“温仁懦弱”，易于掌控，遂共同上奏朝廷，推举刘璋为益州刺史。朝廷顺水推舟，任命刘璋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刘氏父子的益州割据基业，就此由刘璋继常
然而，刘璋的才能远不及刘焉，既无法震慑益州豪强，也无法应对外部威胁，最终在建安十九年（214年），被刘备击败，开城投降，刘氏父子二十余年的益州基业，就此覆灭。
功过是非：乱世枭雄的历史定位与深远影响
刘焉的一生，是东汉末年宗室官僚在乱世中寻求自我救赎的缩影，也是地方割据势力崛起的典型代表。
后世对其评价多为负面，陈寿在《三国志》中称其“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范晔在《后汉书》中评其“土地广大则生骄奢，财富充裕则起僭越”，王夫之更是直言其为“狂妄之人”，窃据要地，意图偷安。
这些评价皆指出了刘焉的野心与僭越，却也忽略了其在乱世中的政治智慧与对历史的深远影响。
从个人能力来看，刘焉绝非庸碌之辈。他洞悉东汉政治的弊病，提出“废史立牧”的建议，虽为一己之私，却精准地抓住了中央集权衰落的时代趋势；
他借乱入蜀，以宽惠收民心，以铁腕除异己，以张鲁断要道，短短数年便掌控益州，建立起稳固的割据政权，其政治手腕与权谋算计，在汉末群雄中堪称上乘。
而其失败的根源，并非能力不足，而是野心过度膨胀：联马腾谋夺长安，是其脱离益州险、妄图染指中原的冒进之举；僭越制造乘舆车具，是其急于称帝、忽视舆论与命的短视之策，最终落得丧子殒命的下场，实为咎由自取。
从历史影响来看，刘焉的最大贡献，亦是最大“罪过”，便是提出并践行了废史立牧制度。
这一制度的实施，彻底改变了东汉的地方行政体系，将原本分散的地方权力集中于州牧之手，虽在短期内起到了平定地方叛乱的作用，却也让州牧成为事实上的地方君主，为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
此后，袁绍、曹操、刘表、孙策等群雄皆以州牧身份割据一方，东汉王朝名存实亡，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而这一切的开端，皆源于刘焉的那一道奏折。可以，刘焉以一己之议，加速了东汉的灭亡，也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而刘焉对益州的经营，亦对巴蜀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入蜀后，安抚流民，发展生产，吸引了大量中原百姓避乱入蜀，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促进了巴蜀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文化融合；
他设立四部司马，整顿益州军队，加强了益州的军事力量，让巴蜀地区在汉末的战乱中得以保全，成为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根基。刘备入蜀后，能够迅速建立蜀汉政权，正是得益于刘焉、刘璋父子二十余年的经营。
刘焉的一生，始于汉室宗亲的荣光，终于割据枭雄的悲歌。
他身处汉祚倾颓的乱世，不甘于随波逐流，以权谋与野心在益州开辟了一方地，却又因野心过度而身败名裂。他是东汉王朝的“掘墓人”之一，也是益州割据的“开创者”，其功过是非，皆融入了汉末三国的乱世风云之郑
而他所留下的“废史立牧”制度，以及益州的割据基业，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三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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