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飞将吕布：乱世中的勇武与困局
东汉末年，皇权旁落，宦官乱政与外戚专权交替侵蚀着早已腐朽的帝国根基。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驾崩，洛阳城内的权力真空引发了连锁反应，大将军何进召四方军阀入京勤王，却未曾想此举直接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让下陷入数十年的战乱纷争。
在这场席卷中原的浩劫中，吕布以“飞将”之姿横空出世，他的勇武冠绝当世，“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的赞誉流传千古，却又因反复无常的行事风格成为后世争议的焦点。
翻开《三国志》《后汉书》等正史典籍，我们能看到一个跳出“三姓家奴”标签的复杂人物——他既是终结董卓暴政的功臣，也是逐鹿中原的诸侯，更是被时代洪流与自身性格裹挟的悲剧英雄。
一、边地崛起：并州“飞将”的早年轨迹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人，其籍贯注定了他的成长轨迹与中原士人截然不同。五原郡隶属并州，地处汉朝北部边疆，常年与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接壤，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帘地尚武崇勇的民风。
《三国志·吕布传》开篇即言：“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短短十二字，精准勾勒出这位边地武士的崛起起点。
在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周旋中，吕布练就了一身超群武艺，“便弓马，膂力过人”，其骑射技艺尤为精湛，这为他日后赢得“飞将”称号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正史中记载的吕布并非单纯的赳赳武夫。并州刺史丁原素以“有武勇，好骑射”闻名，他对吕布的赏识并非仅因其勇武，更看重其兼具的处事能力。
丁原升任骑都尉、驻军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时，任命吕布为主簿——这一文职官职的授予，足以证明吕布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处理文书、协调关系的才能，绝非后世文学作品中塑造的鲁莽形象。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驾崩后，丁原应大将军何进之召，率军前往洛阳，意图参与诛杀宦官的计划，吕布作为其核心亲信，始终随侍左右。
抵达洛阳后，丁原因参与何进谋划被晋升为执金吾，负责京城防务，吕布也随之进入东汉权力中枢的边缘，这为他日后卷入核心政治斗争埋下了伏笔。
此时的洛阳城已是暗流涌动，何进被宦官诛杀后，董卓率领的凉州军趁机入京，迅速掌控了朝政。
董卓深知丁原所率并州军是自己独揽大权的最大障碍，而吕布作为丁原麾下最得力的干将，自然成为其拉拢或铲除的关键目标。《后汉书·吕布传》记载：“卓诱布杀原而并其兵。”关于董卓的利诱，正史虽未详述具体条件，但结合后续任命可知，董卓不仅许诺了高官厚禄，更以“誓为父子”的名分换取吕布的效忠。
在权力与利益的双重诱惑下，吕布做出了改变其一生的第一个重大抉择——斩杀丁原，带着其部众归顺董卓。
这一行为成为后世诟病吕布“反复无常”的开端，但置于汉末乱世的背景下，边地武人缺乏深厚的政治根基，依附强权以求生存或许是当时普遍的选择，只是吕布的手段更为决绝。
归顺董卓后，吕布迅速获得重用，被任命为骑都尉，不久后升任中郎将，封都亭侯，成为董卓的贴身护卫。
董卓性情残忍暴躁，却对吕布“甚爱信之，誓为父子”，常让其守卫中阁，可见信任之深。这段时期，吕布的“飞将”之名在京城广为流传，其勇武不仅体现在日常护卫中，更在军事行动中得到印证。
初平元年（190年），关东诸侯组成联军讨伐董卓，吕布曾率军在荥阳与曹操的先锋部队交战，并成功击败曹军，这也是曹操早期军事生涯中少有的败绩之一。然而，表面亲密的父子关系之下，裂痕已悄然滋生。
《三国志·吕布传》记载：“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一次微不足道的失意，董卓便拔出手戟投掷吕布，虽事后和解，但吕布心中已埋下怨恨的种子。
更致命的是，吕布在守卫董卓内府期间，与董卓的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这种恐惧与日俱增，为他日后再次倒戈埋下了隐患。
二、长安政变：诛杀董卓的高光与转折
初平三年（192年），东汉朝廷的权力斗争达到白热化，董卓的残暴统治引发了朝野上下的普遍不满，“废立皇帝”“焚烧洛阳”等行径更是让其成为下公担
时任司徒的王允素有铲除董卓之心，他察觉到吕布与董卓之间的矛盾，便开始暗中拉拢吕布。王允与吕布同为并州人，同乡之谊成为沟通的桥梁，《后汉书·王允传》记载，王允“素善待布，布见允，自陈卓几见杀之状”，将自己险些被董卓杀害的遭遇全盘托出。
王允趁机将诛杀董卓的计划告知吕布，并晓以大义，打消其对“父子名分”的顾虑：“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
在王允的劝与自身安危的考量下，吕布最终答应作为内应参与政变。初平三年四月辛巳日（192年5月22日），汉献帝疾病初愈，在未央殿大会群臣，董卓乘车前往赴会。
王允早已布置好埋伏，令骑都尉李肃与秦谊、陈卫等十余人伪装成宫门卫士，手持长戟在北掖门等候。当董卓行至北掖门时，李肃率先发难，用长戟刺杀董卓，“卓衷甲不入，伤臂墯车”。董卓大惊之下，高呼：“吕布何在？”
此时吕布应声而出，手持诏书大声喊道：“有诏讨贼！”随即挺矛将董卓刺死，并下令夷灭董卓三族。这一壮举瞬间改变了东汉的政治格局，《董卓别传》中记载帘时的盛况：“吕布杀卓，百姓相对欣喜拚舞，皆卖家中珠环、衣服、床榻，以买酒食，自相庆贺。长安酒肉为之踊贵。”
可见诛杀董卓是民心所向，吕布也因此成为下瞩目的功臣，达到了其人生的巅峰。
政变成功后，王允执掌朝政，吕布因功被封为奋武将军，假节，仪比三司，晋爵温侯，与王允共同执掌朝政。“仪比三司”意味着吕布享有与三公同等的礼仪待遇，温侯的爵位更是东汉异姓功臣的极高荣誉，此时的吕布不仅拥有兵权，更跻身朝廷核心权力层。
然而，高光时刻并未持续太久，吕布与王允之间的矛盾很快暴露。王允出身士族，虽倚重吕布的武力，却“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在政治决策上常常忽视吕布的意见。而吕布自恃功高，“自谓有勋于下，行骄恣”，多次提出的建议被王允拒绝后，心中渐生不满。
更为致命的是，在如何处置董卓旧部的问题上，两人产生了根本性分歧。吕布主张“尽杀凉州人”，以绝后患，而王允则认为“此辈无罪，不可尽诛”，但又迟迟未能出台明确的赦免政策。
当时长安城中谣言四起，“皆言当悉诛凉州人”，董卓麾下的李傕、郭汜等凉州将领人心惶惶，派遣使者前往长安请求赦免，却遭到王允的拒绝。走投无路之下，李傕、郭汜采纳贾诩的建议，“遂相结，还攻长安”，率领十余万凉州军向长安进发。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吕布率军迎击，与李傕、郭汜在长安城中展开激战。
《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布与傕战，败，乃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鞍，走出武关。”这场战役中，吕布虽然勇猛，但凉州军人数众多且作战凶悍，再加上长安城内有叟兵反叛，打开城门引入叛军，吕布最终寡不敌众，只得率领数百亲随突围出逃。
长安的陷落标志着吕布短暂的中枢政治生涯终结，也让他再次陷入漂泊无依的境地。此次失败，既有王允决策失误的因素，也暴露了吕布缺乏政治远见和稳固盟友的短板。
他虽然凭借勇武诛杀了董卓，却未能抓住机会建立自己的政治根基，在复杂的权力博弈中，最终沦为仓皇逃窜的败将。逃离长安后，吕布带着董卓的首级，试图寻找新的依附对象，而他“诛杀董卓”的功绩与“反复无常”的过往，让各方诸侯对他既忌惮又垂涎，这段漂泊生涯也成为他人生中最曲折的篇章。
三、中原漂泊：诸侯间的依附与抗争
逃出长安后，吕布首先想到的投奔对象是袁术。在他看来，自己诛杀董卓，为袁术报了杀父之仇（袁术的父亲袁逢曾遭董卓迫害），理应得到袁术的接纳。
然而，袁术“恶其反覆，拒而不受”，对吕布反复无常的性格深为忌惮，担心其日后反噬。被袁术拒绝后，吕布转而北投袁绍，此时袁绍正与黑山军首领张燕在常山（今河北石家庄一带）交战，急需猛将助阵，便接纳了吕布。
吕布的到来为袁绍带来了立竿见影的胜利。张燕的黑山军有数万之众，且“骁勇善战，屡败袁绍军”，而吕布凭借赤兔马的优势，“常与其亲近成廉、魏越等陷锋突陈，遂破燕军”。
《后汉书·吕布传》详细记载了这场战役：“布有良马曰赤兔，常与其亲近成廉、魏越等陷锋突陈，遂破燕军。”吕布骑着赤兔马，与亲信将领冲锋陷阵，每次都能撕开黑山军的防线，经过数十次激战，终于击败张燕。
立下大功后，吕布变得骄纵起来，不仅请求袁绍增加兵力，还纵容部下抢掠百姓财物，这让袁绍心生忌惮。《三国志·吕布传》记载：“布求益兵，将士钞掠，绍患忌之。”袁绍担心吕布势力壮大后难以控制，便暗中策划除掉他。
吕布察觉到袁绍的杀意后，主动请求返回洛阳，袁绍表面上同意，并“承制使领司隶校尉”，还派了三十名甲士假装护送，实则准备在途中动手。当晚，吕布心生警惕，“使止于帐侧，伪使人于帐中鼓筝”，自己则趁机悄悄逃出营帐。
夜半时分，甲士们冲入营帐，“斫帐被皆坏”，以为吕布已死，殊不知他早已脱险。袁绍得知吕布逃脱后，派遣追兵追赶，但“皆畏布，莫敢逼近”，最终吕布安全逃离袁绍阵营，再次踏上漂泊之路。
兴平元年（194年），吕布在前往河内投奔张杨的途中，路过陈留（今河南开封祥符区），受到陈留太守张邈的热情款待。张邈与曹操本是好友，但因曹操杀害名士边让等事心生不满，而此时曹操正率军东征徐州陶谦，兖州内部空虚。
曹操的部下陈宫素来与曹操有隙，见状便劝张邈：“今雄杰并起，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
张邈听从了陈宫的建议，决定迎接吕布入主兖州，共同对抗曹操。
吕布进入兖州后，迅速得到帘地郡县的响应，“郡县皆应”，仅鄄城、东阿、范县三地因有荀彧、程昱等人坚守而未叛。吕布随即在濮阳建立据点，自称兖州牧，与曹操形成对峙之势。
这是吕布首次以一方诸侯的身份参与中原争霸，也是他最接近成功的时期。同年八月，曹操率军回师兖州，与吕布在濮阳展开激战。《三国志·武帝纪》记载了这场战役的惊险场景：“布出兵战，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陈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司马楼异扶太祖上马，遂引去。”曹操的青州兵被吕布的骑兵冲乱阵脚，曹操本人也在突围中坠马，左手被烧伤，险些丧命。
濮阳之战中，吕布充分展现了其超凡的武勇。据《三国志·典韦传》记载，曹操被吕布军队围困时，典韦挺身而出，“手持十馀戟，大呼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布众退”，才为曹操争取到突围的时间。
另一场战役中，吕布亲自率军与曹操交战，“布身自搏战，自旦至日昳数十合，相持急”，双方从清晨打到午后，激战数十回合仍难分胜负。然而，吕布虽勇，却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未能抓住曹操立足未稳的机会一举将其击溃。
两军相持百余日后，兖州遭遇严重的干旱与蝗虫灾害，“谷一斛五十馀万钱，人相食”，粮草断绝的双方只得各自撤兵。兴平二年（195年），曹操重整旗鼓，在钜野（今山东巨野县）再次击败吕布，吕布损失惨重，只得率领残部向东逃亡，投奔时任徐州牧的刘备。
投奔刘备后，吕布起初表现得极为谦逊，“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刘备虽然表面接纳了吕布，但对其反复无常的性格也心存戒备，只是当时刘备正与袁术对峙，需要借助吕布的力量牵制袁术，便将沛（今江苏沛县）交给吕布驻扎。
然而，这种脆弱的同盟关系很快便因利益冲突而破裂。建安元年（196年），袁术派遣大将纪灵率领三万大军攻打刘备，刘备被困沛，向吕布求救。
吕布的部下建议坐山观虎斗，让袁术除掉刘备，但吕布清醒地认识到“术若破备，则北连泰山诸将，吾为在术围中，不得不救也”，于是决定出兵救援。
这便有了正史中着名的“辕门射戟”事件。吕布率领千余步骑兵赶往沛，驻军于城外西南一里处，随后邀请纪灵与刘备赴宴。席间，吕布道：“诸君观布射戟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
完便令军候在营门立起一支戟，自己张弓搭箭，“弓如满月，箭似流星”，一箭正中戟的支。纪灵等人见状大惊，皆言“将军威也”，次日便率军撤退，刘备之围遂解。“辕门射戟”不仅展现了吕布出神入化的箭术，更体现了他一定的政治智慧——通过武力威慑实现调停，既避免了刘备被灭后自己陷入孤立，又未与袁术彻底撕破脸，堪称其军事生涯中的经典之作。
然而，这种平衡并未维持太久，不久后吕布便趁刘备外出抵御袁术之机，采纳陈宫的建议，突袭下邳（今江苏徐州睢宁县古邳镇）。当时镇守下邳的张飞与下邳相曹豹不和，张飞诛杀曹豹后引发城中内乱，刘备的中郎将许耽打开城门迎接吕布，吕布顺利占据下邳，抓获了刘备的妻子儿女。
刘备回师救援不及，兵败后只得向吕布请降。吕布此时志得意满，自领徐州牧，将刘备安置在沛，双方的主客关系彻底反转。
四、徐州风云：诸侯博弈中的兴衰
占据徐州后，吕布成为汉末群雄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徐州地处中原东部，物产丰饶，交通便利，是各方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此时的吕布面临着复杂的外交局面：北方有袁绍、曹操，南方有袁术，西面有刘备，如何在诸侯博弈中站稳脚跟，成为考验吕布政治智慧的关键。
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寿春（今安徽淮南寿县）称帝，建立仲氏政权，为了争取吕布的支持，袁术派遣使者韩胤前往徐州，提议让自己的儿子迎娶吕布的女儿，双方结成姻亲同盟。
吕布最初答应了这门亲事，将女儿交给韩胤带回寿春。然而，沛相陈珪及其子陈登极力反对这一联盟，陈珪劝吕布：“术僭号，必为诛首，明公若与连姻，必受不义之名，将有累卵之危矣。”陈珪主张吕布应该与代表汉献帝的曹操合作，这样才能获得合法的政治地位。
吕布本身对袁术也心存不满，再加上陈珪父子的劝，最终决定悔婚。他派人追回已经上路的女儿，并将袁术的使者韩胤押往许县（今河南许昌），交给曹操处置，韩胤最终被曹操斩首。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袁术，双方的同盟关系化为泡影，转而成为仇担
同年五月，曹操为了拉拢吕布，派遣使者前往徐州，授予吕布左将军之职，并送来诏书和印绶。吕布大喜过望，派陈登前往许县向曹操谢恩，并希望通过陈登向曹操求取徐州牧的官职。
然而，陈登在见到曹操后，却向曹操陈述了吕布“勇而无谋，轻狡反复，唯利是视”的本性，建议曹操尽早除掉吕布。曹操深以为然，对陈登大加赞赏，“加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广陵太守”，并让陈登暗中联络徐州的地方势力，作为日后讨伐吕布的内应。陈登返回徐州后，吕布得知自己未能得到徐州牧的官职，反而发现陈登父子得到曹操的重用，不禁大怒，拔剑砍向桌案，怒斥陈登：“卿父劝吾协同曹公，绝婚公路，今吾所求无一获，而卿父子并显重，为卿所卖耳！”
陈登从容应对，转述曹操的话道：“但卿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卿若自轻，吾亦无惜焉。”并劝吕布：“曹公言‘待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噬人’。”吕布听后，怒气才逐渐平息，但心中对陈登父子已产生猜忌。
袁术被吕布悔婚后，随即派遣大将张勋率领数万大军攻打徐州，分七路进攻下邳。吕布当时仅有三千兵力，形势危急，便采纳陈珪的计策，联合淮南的杨奉、韩暹等人共同对抗袁术。吕布写信给杨奉、韩暹，许诺击败袁术后将袁术的军粮全部赠予他们，杨奉、韩暹欣然应允，率军前来支援。
双方在下邳城外展开激战，吕布与杨奉、韩暹联军内外夹击，“大破勋等，死者万余人”，张勋率领残部狼狈逃窜。吕布乘胜追击，一直打到淮河岸边，焚烧了袁术的军营，缴获了大量的军粮和物资，袁术的势力受到重创。此战后，吕布的声望有所提升，但内部矛盾也日益凸显。
吕布虽然勇猛，但在治理徐州期间，未能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秩序。他“性多猜忌，不能制御其党”，对部下缺乏信任，常常因事责罚将领，导致军心涣散。大将高顺为人忠诚，作战勇猛，其所率的“陷阵营”战斗力极强，“每所攻击无不破者”，但吕布却因听信谗言，剥夺了高顺的兵权，将“陷阵营”交给自己的亲信魏续统领，直到作战时才临时将兵权交还给高顺。
陈宫作为吕布的首席谋士，多次为吕布献上奇策，但吕布往往“言听计从”却又“反复无常”，难以坚持执校例如，陈宫曾建议吕布安抚徐州的地方大族，争取他们的支持，但吕布却常常纵容部下抢掠，得罪帘地豪强，失去了民心。
建安三年（198年），吕布与刘备的矛盾再次激化。当时刘备在沛招兵买马，势力逐渐壮大，拥有了万余饶军队，这引起了吕布的忌惮。
吕布派遣高顺和张辽率军攻打沛，刘备率军抵抗，但最终不敌高顺的“陷阵营”，沛被攻破，刘备再次失去根据地，只得投奔曹操。曹操早就有消灭吕布的打算，此时刘备前来投奔，更坚定了曹操讨伐吕布的决心。同年九月，曹操亲自率领大军东征徐州，与刘备合兵一处，直指下邳。
曹操大军抵达下邳后，首先派人向吕布劝降，吕布见曹操兵势强盛，心中畏惧，想要投降，但陈宫极力反对。陈宫向吕布献上破敌之策：“曹公远来，势不能久。若将军以步骑出屯于外，宫将余众闭守于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
若来攻城，将军为救于外。不过旬日，军食必尽，击之可破也。”这是一个典型的掎角之势战术，利用曹操远道而来、粮草不足的弱点，内外夹击，有望击败曹军。吕布起初同意了这个计划，但在妻子的劝下又改变了主意。吕布的妻子道：“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来。
今将军厚公台不过于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吕布担心陈宫会趁机背叛自己，最终放弃了陈宫的计策，选择坚守下邳城，不再出战。
这一决策成为吕布兵败的关键转折点。曹操见吕布坚守不出，便采纳荀攸、郭嘉的建议，“引沂、泗灌城”，挖掘壕沟，将沂水、泗水引入下邳城，“城溃，军遂败”。下邳城被洪水围困数月，城内粮草断绝，士兵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吕布虽然多次亲自登城督战，但已无力回，部下纷纷离心离德。
建安三年十二月癸酉日（199年2月7日），吕布的部将侯成、宋宪、魏续等人密谋叛变，他们趁吕布熟睡之际，将陈宫、高顺等人擒获，打开城门向曹操投降。吕布得知部下叛变后，亲自登上白门楼，见大势已去，便下令左右将自己捆绑起来献给曹操，最终被曹军生擒。
五、白门楼殒命：悲剧英雄的历史终章
吕布被押到曹操面前时，仍未放弃求生的希望。他对曹操道：“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下不足定也。”
吕布的这番话并非虚言，曹操擅长指挥步兵，而吕布是当世最顶尖的骑兵将领，若能为曹操所用，确实能极大增强曹军的战斗力。曹操听后，“有疑色”，显然被吕布的提议打动，陷入了沉思。
就在这关键时刻，站在一旁的刘备开口道：“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这句话如同一把尖刀，直接击中了曹操的要害。刘备提醒曹操，吕布曾先后背叛并杀害丁原和董卓两位主公，这样反复无常的人绝不可信任。
曹操闻言，恍然大悟，随即下令将吕布缢杀，枭首示众，一代“飞将”就此殒命，时年约四十余岁。吕布临死前，怒视刘备，大喊道：“大耳儿，最叵信者！”这句话成为他留在史书中的最后遗言，充满了不甘与怨恨。
吕布死后，曹操下令将其首级送往许县示众，以警示下诸侯。陈宫、高顺等人也被曹操处死，而张辽、臧霸等吕布的部下则归顺曹操，后来成为曹魏集团的重要将领，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吕布的妻子儿女则被曹操送往许县安置，下落史书未详。
纵观吕布的一生，其悲剧命运并非偶然，而是时代环境与个人性格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军事才能来看，吕布无疑是汉末最顶尖的将领，“飞将”之名绝非烂虚名，无论是诛杀董卓、击败张燕，还是辕门射戟、大破张勋，都展现了他超凡的勇武与军事素养。
《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其“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精准地指出了吕布的核心缺陷——空有匹夫之勇，却缺乏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
在政治层面，吕布始终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和政治联盟。他先后依附丁原、董卓、袁绍、刘备等多位诸侯，却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靠山，反而因反复背叛的行为丧失了信誉。汉末乱世，虽然“良禽择木而栖”是常态，刘备、曹操麾下也有众多降将，但吕布的特殊性在于他不仅背叛主公，还亲手杀害了丁原和董卓，这种行为触碰帘时的道德底线，导致下诸侯对他普遍忌惮，无人敢真正信任他。
性格上的缺陷更是加速了吕布的败亡。他“轻狡反复，唯利是视”，做事缺乏长远规划，往往被眼前的利益所诱惑；他“性多猜忌”，对部下缺乏信任，导致众叛亲离；他刚愎自用，虽然有时能听取谋士的建议，却难以坚持执行，最终错失良机。
下邳之战中，他不听陈宫的掎角之势计策，反而听信妻子的谗言，坚守孤城，最终被曹操水淹下邳，沦为阶下囚，这正是其性格缺陷的集中体现。
然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吕布定义为“反复无常的人”。置于汉末乱世的背景下，吕布作为一名缺乏深厚政治根基的边地武人，其所有选择本质上都是为了在乱世中生存下去。
他诛杀董卓，客观上结束了董卓的残暴统治，为下百姓带来了短暂的安宁，这一功绩不应被完全抹杀；他辕门射戟，调停刘备与袁术的争端，展现了他并非全然无谋；他在最后时刻没有独自逃生，而是选择投降，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部下的责任福
历史上对吕布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东晋徐众在《三国评》中直言：“吕布反复无义，志在逆乱。”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吕布反覆乱人，非能辅佐汉室，而又强暴无谋，败亡有证。”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更是直言：“吕布不死，下无可定乱之机。”这些评价都着重批判了吕布的反复无常与缺乏谋略。但也有学者认为，吕布的行为更多是时代的产物，汉末乱世礼崩乐坏，道德约束失效，吕布的选择只是当时武人集团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
吕布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汉末乱世的残酷与无奈。他凭借超凡的勇武在乱世中崛起，却因缺乏政治智慧和道德根基而迅速败亡。
他的一生，是勇武与谋略的失衡，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更是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沉沦。千百年后，当我们翻开正史典籍，拨开文学作品的迷雾，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猛将，更是一个被时代裹挟、被性格拖累的悲剧英雄。
吕布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乱世中，仅有过饶勇武远远不够，信誉、智慧、格局与人心向背，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这或许就是这位汉末“飞将”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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