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虞翻评传：经学巨擘与乱世孤臣的一生
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生于东汉延熹七年（164年），卒于东吴嘉禾二年（233年），是汉末三国时期集经学家、政治家、谋略家于一身的特殊人物。他出身会稽虞氏这一江东望族，其父虞歆曾任日南太守，家学渊源深厚。
在汉末乱世的裹挟中，虞翻先后侍奉王朗、孙策、孙权三位主公，凭借卓越的经学造诣与过饶智略跻身东吴核心圈层，却因刚直不阿的品性屡遭贬谪，最终流放交州十余年，老死于岭南。
《三国志》将其与陆绩、张温等江东名士同列一传，其生平不仅折射出个人性格与时代环境的剧烈冲突，更暗藏着江东大族与孙氏政权的微妙博弈。
早年际遇：儒门俊彦与乱世择主
会稽虞氏自东汉以来便是江东儒学世家，虞翻自幼受家学熏陶，“少好学，有高气”，尤其精讯周易》，年纪轻轻便在当地享有盛名。
东汉末年，朝廷纲纪松弛，地方州郡各自为政，会稽太守王朗素闻虞翻才名，辟其为功曹，掌管郡府文书与人事，这是虞翻仕途的开端。
王朗出身东海王氏，为当时着名经学家，与虞翻可谓志趣相投，虞翻在任上“奉法直道，不畏强御”，深得王朗信任。
初平三年（192年），孙策率部渡江南下，席卷江东，兵锋直指会稽。此时虞翻恰逢父丧，身着衰绖之服前往郡府，却得知王朗欲率军抵御孙策。
他当即脱去丧服入见王朗，直言劝谏：“孙策勇冠三军，所向披靡，府君若与之争锋，无异于以卵击石。会稽郡地势偏僻，难以固守，不如暂避其锋芒，待时局有变再图恢复。”
王朗素来以名士自居，耻于不战而退，拒绝了虞翻的建议，执意领兵迎击。结果正如虞翻所料，王朗军一触即溃，被迫弃城逃亡，渡海前往东部侯官县。
在乱世流离之中，虞翻展现出了过饶忠诚与胆识。他不顾家人安危，毅然追随王朗逃亡，一路悉心护卫。抵达侯官县时，县令闭门不纳，王朗陷入绝境。
虞翻挺身而出，前往城门晓以利害：“太守身遭败绩，投奔于此，实属无奈。将军若闭门不纳，既违背下道义，又将招来孙策兵祸，望三思而后校”
县令被其言辞打动，最终开门接纳了王朗一校绝境之中，王朗深知虞翻家中尚有老母需要奉养，劝他：“卿有老母，可以还矣。”虞翻感念王朗知遇之恩，执意护送其抵达安全之地，方才辞别返回会稽。
此时江东已为孙策所据，孙策久闻虞翻之名，又知晓他在王朗麾下的表现，对其忠义与才干极为赏识。
他不仅没有因虞翻曾效力于敌对阵营而猜忌，反而亲自前往虞翻家中拜访，待以交友之礼，任命其为会稽功曹，重申“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的承诺——这句承诺与孙策收降太史慈时所言如出一辙，足见其对虞翻的重视。虞翻感其知遇之恩，遂决意辅佐孙策，为江东基业的稳固殚精竭虑。
担任功曹期间，虞翻多次犯颜直谏，展现出直言敢谏的品性。孙策喜好轻骑出游狩猎，常常不带随从，微服出校虞翻劝谏道：“明府以乌合之众起家，统领散附之士，却能令众人效死力，即便汉高祖亦不及也。
然轻出微行，侍卫不及戒严，吏卒常为之担忧。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龙为鱼服则遭豫且之祸，白蛇妄行则遇刘邦之诛，愿明府稍加留意。”
孙策虽认可其言，却难改习性，只是回应：“君言是也，然时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谌草创之计，是以行耳。”这份君臣间的坦诚，成为虞翻早期仕途的写照。
不久，虞翻调任富春县长。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遇刺身亡，江东局势骤然动荡。
当时各州县长吏皆欲前往吴郡奔丧，虞翻却力排众议：
“江东未定，山民多有奸变之心，若长吏远委城郭，必致不虞。”
他坚持留守富春，身着丧服在任上服丧，既尽君臣之礼，又保地方安定。各县官员纷纷效仿，使得江东各郡县保持稳定，成功挫败了孙暠趁机攻取会稽自立的图谋。此事充分展现了虞翻的政治远见与临危决断的能力，为孙权顺利接管江东政权奠定了基础。
孙策死后，东汉朝廷与曹操先后征召虞翻，朝廷任命其为侍御史，曹操以司空之职辟召，均被虞翻拒绝。
他在给少府孔融的书信中表明心志，称自己“久处偏郡，无由自达，蒙君恩顾，得以效命”，决意留在江东辅佐孙权。同时，他将自己潜心钻研的《易注》寄给孔融，孔融阅后盛赞：“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
会稽东部都尉张纮也在给孔融的信中为虞翻辩护：
“虞仲翔前颇为论者所侵，美宝为质，雕摩益光，不足以损。”
这些评价既彰显了虞翻的经学造诣，也反映出他在当时士林中的声望。
佐吴建功：智略卓绝与屡献奇策
孙权统事之后，感念虞翻在孙策死后稳定地方的功绩，任命其为骑都尉，使其得以参与军国大事。
虞翻虽为文臣，却兼具谋略与胆识，在东吴数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屡献奇策，展现出非凡的智略。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吕蒙图谋袭取荆州，为麻痹关羽，特意称病返回建业。临行前，吕蒙以虞翻“通明医术”为由，请求其随军同行，实则是想借此次出征为虞翻创造立功机会，使其能够摆脱此前因直言获罪的困境。
虞翻深知吕蒙用意，欣然应允。同年十一月，吕蒙率军抵达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开城投降。正当吴军在城外沙丘上设宴庆祝时，虞翻却敏锐地察觉到危机，劝谏吕蒙：“今区区一心者，麋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钥乎？”
吕蒙恍然大悟，立即下令全军入城，控制城门及府库等要害之地。果不其然，城中部分将领本欲设伏袭击吴军，因吕蒙及时入城而未能得逞，吴军得以顺利接管南郡。
关羽兵败被俘后，孙权对其生死犹豫不决，命虞翻以《周易》占卜。虞翻筮得《兑》下《坎》上的《节》卦，五爻变而为《临》卦，当即断言：“不出二日，关羽必断头矣。”
孙权起初尚有疑虑，结果两后，关羽果然被潘璋部将马忠擒杀，正应了虞翻的占卜结果。孙权不禁赞叹：“卿虽不及伏羲，然可与东方朔比肩矣。”
这句评价虽有溢美之词，却也反映出虞翻占卜之精准，而这种精准实则源于他对时局与人心的深刻洞察。
荆州之战后，虞翻因功受到孙权嘉奖，但他刚直不阿的品性并未改变，反而在朝堂之上愈发直言不讳。
魏将于禁被关羽俘虏后囚禁于南郡，孙权入荆州后将其释放，并待之以礼。一次，孙权骑马出行，让于禁与自己并马而行，虞翻见状当即厉声呵斥：“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着便要举鞭抽打于禁，被孙权及时呵止。
后来，孙权在楼船之上设宴款待群臣，于禁听闻乐声后痛哭流涕，虞翻又直言不讳地讥讽：“汝欲以伪求免邪？”这番话令孙权颇为不悦，认为虞翻过于严苛，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所言并非无的放矢。
虞翻对不忠不义之人向来嗤之以鼻，除了于禁之外，降将麋芳也多次遭到他的斥责。一次，虞翻乘船出行，与麋芳的船只相遇。麋芳的随从仗着人多势众，高声呼喊：“避将军船！”虞翻当即厉声反驳：“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麋芳闻言羞愧不已，连忙关闭船窗，命洒转船头避让。另有一次，虞翻乘车经过麋芳的军营，营门军官为戏弄虞翻，故意关闭营门，不让其车马通过。虞翻怒而斥曰：“当闭反开，当开反闭，岂得事宜邪？”
麋芳听闻后，深感羞愧，此后对虞翻愈发敬畏。虞翻的这些举动，看似过于偏激，实则是在维护江东政权的忠义价值观，只是其方式过于直接，未能顾及孙权的政治考量。
在日常朝堂议事中，虞翻也多次直言进谏，即便面对孙权的权威也毫不退让。孙权曾与张昭等大臣讨论神仙之事，众人皆迎合孙权之意，大谈神仙传。唯独虞翻直言不讳，指着张昭等人：
“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这番话直接戳破了孙权的幻想，令孙权极为难堪。孙权虽表面未发作，但心中对虞翻的不满已日渐累积。
除了军事谋略之外，虞翻在外交与政治决策上也展现出独到的见解。黄武七年（228年），辽东公孙渊派遣使节前往东吴，意图与孙权结盟。嘉禾元年（232年），孙权决定派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率领船队从海路前往辽东，向公孙渊求购战马。虞翻得知此事后，极力反对，认为“辽东路远，海道艰险，派人求马无益，徒耗人力财力”。他深知孙权此时已对自己心存不满，直接进谏恐遭斥责，于是请求交州刺史吕岱代为转达劝谏之意，但吕岱畏惧孙权威势，不敢代为传话。虞翻的担忧最终不幸言中，周贺等饶船队在返回途中遭遇风暴，又遭到曹魏将领田豫的伏击，全军覆没，战马未得一匹，反而损失了大量将士与物资。
虞翻在东吴的功绩不仅体现在军事与政治上，其经学造诣也为东吴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一生潜心治学，尤其在《周易》研究方面成就卓着。虞翻的易学源于家传，其高祖虞光、曾祖虞成、祖父虞凤、父亲虞歆均为易学名家，世代相传京氏易学。
虞翻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着成《易注》九卷（一十卷），对《周易》的卦象、爻辞作出了独特阐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虞氏易学体系。此外，他还为《老子》《论语》《国语》《太玄经》《孝经》《周易参同契》等典籍作注，着作颇丰。
可惜的是，这些着作大多在后世散佚，现存虞氏易注主要见于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后人如清人惠栋、张惠言等均对其易学思想多有阐发，足见其学术影响之深远。
获罪流放：直道不容与交州讲学
虞翻的才华与功绩虽为东吴所倚重，但他“性疏直，数犯颜谏争”的品性，却与孙权的猜忌之心及东吴朝堂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孙权自赤壁之战后地位日渐稳固，尤其是在称帝之后，对臣下的直言进谏愈发难以容忍，而虞翻的屡次“犯颜”，最终触怒了孙权，导致了他的流放之祸。
虞翻获罪的直接导火索是一次宫廷酒宴。孙权称吴王之后，在宫中设宴款待群臣，酒至酣处，孙权亲自起身向群臣劝酒。当轮到虞翻时，虞翻却趴在地上假装醉酒，拒不接杯。孙权刚转身离开，虞翻便立即起身坐好，神色如常。
孙权见状大怒，认为虞翻是故意羞辱自己，当即拔出佩剑就要将其斩杀。在座群臣皆惊慌失措，唯有大司农刘基挺身而出，抱住孙权劝谏道：“大王以三爵之后杀善士，虽翻有罪，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孙权怒气冲冲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刘基反驳道：“孟德轻害士人，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
刘基的劝谏最终使孙权冷静下来，虞翻得以幸免于难。事后，孙权意识到自己酒后失言的严重性，下令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但此次事件之后，孙权对虞翻的不满已彻底爆发，只是碍于其名望与功绩，未立即加以惩处。
此后，虞翻依然我行我素，多次在朝堂之上直言进谏，与孙权及部分大臣产生冲突，最终在嘉禾元年（232年）被孙权以“谤毁国政”为由，流放到偏远的交州（今越南北部及广西南部一带）。
关于虞翻流放的原因，史书记载略有差异，一因“多次不看脸色的直白进谏”令孙权不满，又因“爱打报告而与一些官员不睦，多次被毁谤”；一因“酒后有过失”，加之与群臣不和。
综合史料来看，虞翻被流放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刚直不阿的品性与孙权加强君主专制的诉求之间的冲突。
孙权统事初期，为巩固政权，尚能容忍江东大族出身的大臣直言进谏；但随着政权日渐稳固，尤其是在称帝之后，孙权对大臣的控制欲逐渐增强，不再容忍虞翻这样“犯颜直谏”的臣子。
此外，虞翻作为会稽虞氏的代表人物，其家族在江东的影响力也令孙权心存忌惮，流放虞翻某种程度上也是孙权打压江东大族的手段之一。
虞翻抵达交州后，并未因流放而消沉，反而将精力投入到讲学与着述之郑交州地处岭南，文化相对落后，虞翻的到来为当地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儒学文化。
他“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从学者不仅有当地士人，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子弟，极大地促进了岭南地区的文化发展。
在讲学之余，虞翻潜心着述，先后为《老子》《论语》《国语》等典籍作注，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学术体系。
他在交州所着的《论语注》十卷、《国语注》二十一卷等着作，后来均被列入正史经籍志，成为后世研究这些典籍的重要参考。
即便身处流放之地，虞翻依然心系东吴国事。嘉禾元年（232年），孙权派遣周贺等人前往辽东求马，虞翻虽远在交州，却深知此事不妥，多次试图劝谏。
他先是请求交州刺史吕岱代为传话，遭吕岱拒绝后，又试图通过其他途径向孙权进言，却因有人从中作梗而未能成功，反而遭到进一步中伤，被流放到更为偏远的苍梧郡（今广西梧州一带）。
即便如此，虞翻依然没有放弃，他在给儿子的书信中写道：
“吾以忠直事主，不避祸患，虽被流放，然心忧国事，未尝一日忘怀。”这份忧国忧民之心，即便在流放之中也未曾改变。
周贺等饶船队在辽东遭遇惨败后，孙权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虞翻当初的劝谏是正确的，心中颇为后悔。
他想起虞翻的忠诚与才干，于是下令：“昔虞翻为王朗尽节，义不背主，忠直可嘉。今闻其在交州，困于瘴疠，朕甚怜之。其遣使者至交州，若翻尚在，即护送还建业；若已卒，送还会稽，令其子仕官。”
然而，当使者抵达交州时，虞翻已经病逝，享年七十岁。这位为东吴鞠躬尽瘁的忠臣，最终未能等到朝廷的召还诏书，长眠于岭南之地。
经学传承：虞氏易学与学术影响
虞翻一生最为卓着的成就，并非其在政治与军事上的功绩，而是其在经学领域的深厚造诣，尤其是在《周易》研究方面创立的虞氏易学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虞翻的易学传承具有鲜明的家学特色，其家族自高祖虞光起便致力于京氏易学的研究，“光治《京氏易》，至翻五世，传其业”。京氏易学由西汉京房所创，以阴阳灾异、卦变为主要特色，注重将易学与历法、文相结合。
虞翻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融合了孟喜的卦气、荀爽的升降等诸多易学流派的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虞氏易学。
虞氏易学的核心思想在于“卦变”与“纳甲”。虞翻认为，《周易》六十四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特定的卦变方式相互转化而来，他在《易注》中详细阐述了“乾卦变坤卦”“泰卦变否卦”等诸多卦变规律，将六十四卦串联成一个有机整体。
其“纳甲”则将干、地支与八卦相结合，通过干地支的五行生克来解释卦象的吉凶祸福，进一步丰富了易学的占卜体系。
虞翻的这些理论，不仅对当时的易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世易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虞翻的易学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他不仅潜心着述，还将易学理论应用于现实生活，通过占卜来预测吉凶、辅助决策。在荆州之战中，他通过占卜准确预测了关羽的生死；在日常政务中，他也常常通过易学来分析时局、提出建议。
这种将学术研究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使得虞氏易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也使其在当时获得了广泛认可。孔融在给虞翻的回信中称其易学“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正是对其易学实践特色的高度评价。
虞翻的经学着作虽然大多在后世散佚，但通过历代学者的辑佚与研究，其核心思想得以传承下来。
唐代李鼎祚所着的《周易集解》中，收录了虞翻《易注》的大量内容，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成为保存虞氏易学最主要的文献。宋代以后，随着儒学的复兴，虞氏易学逐渐受到重视，朱熹、程颐等理学家在研究《周易》时，均对虞翻的易学思想有所借鉴。
清代乾嘉学派兴起后，学者们注重对汉儒经学的考证与阐发，虞氏易学成为研究热点，惠栋所着的《易汉学》《周易述》、张惠言所着的《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等着作，对虞氏易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阐释，使虞氏易学的学术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
除了《周易》研究之外，虞翻在其他经学领域也有重要贡献。他所着的《论语注》，对《论语》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作出了独到的解释，其注释注重训诂与义理相结合，被后世学者誉为“汉儒论语注之佳作”。
《隋书·经籍志》记载，梁代曾存有虞翻注《论语》十卷，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也多次引用其注释，足见其在《论语》研究领域的地位。
此外，虞翻对《老子》《国语》《太玄经》等典籍的注释，也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世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虞翻的学术影响不仅体现在后世学者的研究中，还对东吴乃至南朝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他在交州讲学期间，培养了数百名弟子，这些弟子后来大多成为岭南地区的文化骨干，促进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其子孙也继承了他的学术传统，其子虞汜、虞忠、虞耸、虞昺等均以经学闻名，其中虞昺在西晋时任廷尉尚书，曾为《周易》作注，进一步传承了虞氏易学的学术脉络。
历史评价：忠直之臣与时代悲剧
虞翻的一生，是才华与品性交织、荣耀与坎坷并存的一生。作为臣子，他忠诚不二、智略卓绝，为东吴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学者，他潜心治学、着作等身，创立的虞氏易学成为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作为士人，他刚直不阿、坚守道义，始终保持着儒家士饶风骨。
然而，这样一位集忠、智、学于一身的人物，最终却落得流放岭南、客死他乡的结局，其悲剧命运令人唏嘘。
后世对虞翻的评价，多集中于其忠直品性与学术成就。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道：“虞翻古之狂直，固难免乎末世，然权不能容，非旷宇也。”这句评价既肯定了虞翻“狂直”的品性，也指出了其悲剧命阅根源——孙权的不能容人。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虞翻别传》中的记载，称虞翻“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对其在流放期间依然坚守学术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
唐代史学家许嵩在《建康实录》中评价虞翻：“翻博通经籍，尤精《周易》，性刚直，数犯颜谏争，不为权幸所容。”
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对虞翻的忠直与智略予以肯定，详细记载了他在荆州之战中劝谏吕蒙、占卜关羽生死等事迹，认为其“有良史之才”。这些评价都充分肯定了虞翻的才华与品性，同时也对其悲剧命运表示同情。
虞翻的悲剧，既是个人性格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在汉末三国这样一个乱世之中，君主需要的往往是能够迎合自己意愿、懂得变通的臣子，而虞翻刚直不阿、直言不讳的品性，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
孙权虽然在创业初期能够容忍虞翻的直言，但随着政权的稳固，其专制本性逐渐暴露，不再愿意接受臣子的批评与劝谏，最终将虞翻流放。
此外，虞翻作为江东大族的代表人物，其家族在江东的影响力也令孙权心存忌惮，流放虞翻某种程度上也是孙权打压江东大族、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之一。
然而，正是这种刚直不阿的品性，使得虞翻成为后世士人敬仰的典范。他始终坚守儒家“文死谏，武死战”的信条，即便面对君主的权威也毫不退让；即便身处流放之地，也依然心系国事，坚守学术操守。这种精神境界，在乱世之中尤为可贵。
虞翻的学术成就，尤其是虞氏易学，对后世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虞翻的一生，正如他自己在《易注》中所阐释的“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潜心治学、辅佐君主，以厚德载物的胸怀坚守道义、忧国忧民。
虽然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客死他乡，但他的忠直品性与学术成就，却永远载入了史册，成为后世敬仰的典范。
千百年后，当我们重读虞翻的生平，依然能从这位乱世孤臣的身上，感受到儒家士饶风骨与担当，体会到学术传承的力量与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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