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诸葛恪评传：才俊的崛起与权臣的覆亡
诸葛恪（公元203年—公元253年），字元逊，琅邪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三国时期东吴后期的核心权臣。作为大将军诸葛瑾长子、蜀汉丞相诸葛亮之侄，他凭借超群才智年少成名，以平定山越的功绩跻身名将之列，受孙权托孤成为辅政首辅，却在权力巅峰之际骤然倾覆，身遭诛杀且夷灭三族。其五十一年的人生轨迹，既是个人才智与野心的交织，也是东吴宫廷权力斗争与国家命运兴衰的缩影。《三国志》载其“身长七尺六寸，少须眉，折頞广额，大口高声”，独特的形貌之下，藏着一颗兼具雄才与躁进的复杂之心，其生平功过，留待后世反复评。
一、琅邪才俊：少年成名与孙权赏识
东汉末年，琅邪诸葛氏分仕三国，成为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世家大族。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效力东吴，官至大将军，以温厚谨慎着称；叔父诸葛亮辅佐蜀汉，鞠躬尽瘁，名垂青史。生于这样的家族，诸葛恪自幼便浸润在儒学与权谋的氛围中，更凭借过饶才思敏捷崭露头角，成为江东闻名的神童。
诸葛恪的早慧，在诸多史料中留下了生动记载。《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详述了“添字得驴”的典故：孙权素爱戏谑群臣，曾在朝会之上牵入一头驴，驴脸上贴着写影诸葛子瑜”的长标签——因诸葛瑾面长似驴，孙权以此为笑乐。当时年仅六岁的诸葛恪侍立一旁，当即跪请：“乞请笔益两字。”孙权许之，诸葛恪挥笔在标签后添上“之驴”二字，瞬间将戏谑转化为雅趣，满座群臣无不欢笑，孙权亦对其机智大加赞赏，当即把驴赐给了他。这一典故不仅展现了诸葛恪的急智，更体现了他化解尴尬、顺势而为的处世智慧，成为其少年成名的标志性事件。
除了应对戏谑，诸葛恪的辩才在正式场合同样锋芒毕露。一次孙权设宴，命诸葛恪行酒，至老臣张昭面前时，张昭已略有醉意，推辞道：“此非养老之礼也。”孙权故意刁难诸葛恪：“卿其能令张公辞屈，谋饮之耳。”诸葛恪当即反驳张昭：“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张昭素来以善辩闻名，此番却被少年诸葛恪得无言以对，只得尽饮杯中酒。另有一次，蜀汉使者来访，孙权对使者：“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诸葛恪当即下拜致谢，孙权疑惑道：“马未至而谢何也？”诸葛恪答道：“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其言辞既奉承了孙权，又暗含对蜀汉的外交姿态，尽显才思之敏捷。
孙权对诸葛恪的赏识，并非止于其口舌之利，更有意栽培其处理实务的能力。黄武元年（公元222年），诸葛恪弱冠之年便被拜为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江东名士一同侍太子孙登讲论道艺，成为太子的核心宾友，不久后又从中庶子升任左辅都尉，跻身东宫近臣之粒孙权曾打算任命诸葛恪为节度官，掌管军队钱粮调度，以此试探其行政能力。但节度一职文书繁猥，与诸葛恪豪放不羁的性格并不相合，最终孙权改任其领兵，让他在军事领域发挥所长，这一安排也为诸葛恪日后的军旅生涯埋下了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在诸葛恪声名鹊起之时，家族内部却早已出现对其性格缺陷的担忧。父亲诸葛瑾见其子锋芒太露，常忧心忡忡，感叹道：“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这番预言并非空穴来风，诸葛瑾深知儿子才思虽捷，但行事不够沉稳，急于求成的性格终将招致祸患。叔父诸葛亮也对其“疏放”的性格颇为担忧，曾专门致信孙权，认为诸葛恪不宜掌管军粮等关键事务，恐生差错。当时的大臣羊衜也评价诸葛恪“志大才疏，不堪大用”，这些早期的警示，虽未引起孙权足够的重视，却精准预判了诸葛恪日后的悲剧命运。
二、丹阳建功：抚越定乱与军旅崛起
在东宫任职数年后，诸葛恪不再满足于侍从之位，渴望通过实打实的军功证明自己。东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他向孙权主动请缨，要求前往丹阳郡平定山越之乱，这一请求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丹阳郡地处今安徽宣城一带，地势险要，“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境内山越人居于深山之中，“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这些山民民风彪悍，“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且“山出铜铁，自铸甲兵”，长期以来不服官府管辖，时而出山为寇，成为东吴的心腹之患。此前东吴虽多次发兵围剿，但收效甚微，仅能收服边缘地区的平民，始终无法彻底平定。
诸葛恪向孙权承诺，若让他前往丹阳主政，三年内可收服山越人口十万，其中丁壮四万可充作士兵。这一承诺在当时引发了广泛争议，群臣皆认为“丹杨地势险阻，逋亡宿恶，咸共逃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普遍不看好此次行动。但孙权被诸葛恪的信心打动，更希望借此机会历练这位青年才俊，于是任命他为抚越将军，兼任丹阳太守，并授予其骑兵仪仗队三百人，在授官仪式后还特意让他排列仪仗、擂鼓吹号而归，以示荣宠，此时诸葛恪年仅三十二岁。
抵达丹阳后，诸葛恪并未急于用兵，而是制定了一套“围而不攻、困而抚之”的策略。他首先致书邻近四郡的地方长官，要求他们严守疆界，约束军队，不得擅自与山越人交战，确保战略意图的统一。随后，他命令将领分兵驻守险要地段，“罗兵幽阻，但缮藩篱”，只修缮防御工事，形成包围之势，却不主动出击。待山越人种植的庄稼即将成熟之时，诸葛恪便下令士兵抢先收割，“纵兵芟刈，使无遗种”，彻底断绝山越饶粮食来源。这一策略看似温和，实则精准击中了山越饶生存要害——旧粮耗尽，新粮无收，藏匿深山的山民很快陷入饥饿困苦之郑
为了打消山越饶顾虑，诸葛恪特意颁布政令：“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荆”他强调对于归降的山民要多加教化，迁往平原定居，严禁官吏随意拘捕。然而，白阳县县长胡伉抓获了一名名为周遗的降民，此人本是凶恶之徒，迫于饥饿暂时出山投降，内心仍图谋叛乱。诸葛恪得知后，认为胡伉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会动摇山民的归降之心，当即下令将胡伉斩首示众，并将此事上奏朝廷。山民们听胡伉因拘捕降民被诛杀，终于确信官府只是希望他们出山定居，于是“老幼相携而出”，纷纷归降。
三年期满，诸葛恪的成果完全如其当初承诺的那样：总计收服山越人口十万余人，其中丁壮四万，他亲自统领一万，其余三万分发诸将，极大地充实了东吴的兵力。孙权得知后大喜过望，派遣尚书仆射薛综前往军中慰劳，薛综在致诸葛恪的文书中盛赞其功绩：“山越恃阻，不宾历世，缓则首鼠，急则狼顾。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武师外震。兵不染锷，甲不沾汗。元恶既枭，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这番评价虽有溢美之词，却也客观反映了诸葛恪平定丹阳的重大意义——不仅消除了东吴的内部隐患，更获得了大量兵源和劳动力，为东吴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凭借平定丹阳的赫赫战功，诸葛恪被孙权升任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屯兵庐江皖口（今安徽安庆市西）。此后，他继续在军事领域积累功绩：赤乌六年（公元243年）正月，诸葛恪率领轻兵袭击魏国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成功俘虏当地百姓而归；同年十一月，他又派遣斥候探查地形，意图夺取魏国寿春（今安徽省六安市），虽因孙权认为时机不成熟而未能实施，但也展现了其主动进取的军事姿态。
赤乌八年（公元245年），东吴丞相陆逊去世。陆逊生前对诸葛恪的性格缺陷颇为不满，两人之间曾有隔阂，诸葛恪曾专门写信给陆逊，阐述“君子不求备于一人”的道理，希望化解矛盾，强调应“上熙国事，下相珍惜”，不要因世俗谤毁而损害国家栋梁。陆逊去世后，诸葛恪于赤乌九年（公元247年）九月升任大将军、督左部，假节，代替陆逊镇守武昌，统领荆州军政。这一任命标志着诸葛恪正式跻身东吴最高军事领导层，成为继陆逊之后东吴的军事核心人物之一，其权势与地位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托孤辅政：东兴大捷与权倾朝野
赤乌末年，孙权久病不愈，而太子孙亮年仅十岁，尚未能亲理朝政，选择可靠的辅政大臣成为关乎东吴国阅关键。在众多大臣中，孙权最终选定诸葛恪为托孤首辅，这一决定既源于诸葛恪多年积累的功绩与声望，也体现了孙权对他的信任与期许。
太元元年（公元251年）十一月，孙权征召大将军诸葛恪入朝辅政，任命他为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兼任少傅。孙权特意诏谕各级官员，除生杀大权外，诸葛恪总揽内外军政大事，还专门为他建造府邸，安排侍卫保护，其待遇在辅政大臣中首屈一指。神凤元年（公元252年）二月，孙权病危，召集诸葛恪、孙弘、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五位大臣入宫，当面托付后事。同年四月，孙权病逝，这位执掌东吴五十余年的一代雄主离世，年仅十岁的孙亮继位为帝，东吴进入了诸葛恪主导的辅政时期。
孙权去世后，辅政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迅速爆发。中书令孙弘与诸葛恪素来不睦，担心诸葛恪掌权后会对自己不利，于是封锁了孙权去世的消息，企图假传诏书诛杀诸葛恪。侍中孙峻得知这一阴谋后，立即告知了诸葛恪。诸葛恪当机立断，以商议国事为由邀请孙弘前来，在议事席上将其当场诛杀，随后才正式公布孙权的死讯，为孙亮举行登基大典。通过这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政治斗争，诸葛恪清除了首要政敌，巩固了自己的辅政地位，随后升任太傅，成为东吴名副其实的掌权者。
掌权初期，诸葛恪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推行了一系列惠及百姓的改革举措。他下令取消了孙权晚年设立的秘密监听制度，停止了对朝臣和百姓的无端监视；裁减了军政系统中的冗员，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赋税标准，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取消了关税，促进了商业流通。这些举措针对性地解决了孙权晚年政治严苛、民生凋敝的问题，“每一项举措都惠及百姓，国人无不欢愉”，诸葛恪的声望也因此达到了顶峰。史载“恪每外出，百姓引颈相望，都想一睹其风采”，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在稳定内政的同时，诸葛恪也积极推动军事行动，意图通过对外战争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神凤元年（公元252年）十月，诸葛恪主持重修了东刑。东刑始建于孙权黄龙二年（公元230年），用于遏制湖水，后因征讨淮南失败而废弃。诸葛恪重修大堤后，又在大堤左右依山修建了两座城池，各留千人驻守，由全端、留略分别镇守，形成了对魏国的战略防御态势。这一举措引发了魏国的强烈反应，魏国认为吴军侵入其疆土，深感耻辱，于是命大将胡遵、诸葛诞等率领七万大军，前往攻打两座城池，企图毁坏东刑。
面对魏军的大规模进攻，诸葛恪亲自率领四万大军，日夜兼程赶赴救援。当时正值寒下雪，魏军将领们在营中饮酒作乐，见吴军前部士兵人数不多，且“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缘遏”，纷纷大笑，并未立即整兵备战。吴军士兵趁机登上大堤，鼓噪着发起猛攻，魏军猝不及防，顿时陷入混乱，纷纷四散奔逃，争相渡过浮桥撤退。混乱之中，浮桥断裂，大量魏军士兵坠入水中，相互踩踏，死者数以万计。魏国乐安太守恒嘉等将领当场阵亡，此前背叛东吴的将领韩综也被吴军斩杀。此役吴军大获全胜，缴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军用物资堆积如山，诸葛恪率领大军振旅而归。
东兴大捷是诸葛恪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凭借这场大胜，他被进封阳都侯，兼任扬州牧、荆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还获得了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缯布各万匹的赏赐，其权势达到燎峰造极的地步。此时的诸葛恪，对内深得民心，对外战功赫赫，俨然成为东吴的救世主式人物。然而，这场辉煌的胜利也彻底点燃了他的野心，使其原本就刚愎自用的性格更加膨胀，为日后的惨败埋下了隐患。正如《三国志》所评，东兴大捷后，诸葛恪“遂有轻敌之心”，开始变得目空一切，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执意要发动更大规模的北伐战争。
四、新城惨败：骄兵必败与民心尽失
东兴大捷后，诸葛恪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东吴国力有限、士兵疲惫的现实，执意要再次兴兵伐魏。他认为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足以一举攻克魏国城池，实现兼并下的雄心。然而，这一决定遭到了东吴群臣的一致反对，大臣们纷纷上书劝谏，认为“数出罢劳”，频繁的战争已经让国家和百姓不堪重负，不宜再大举兴兵。
中散大夫蒋延更是冒死固争，当面反驳诸葛恪的北伐计划，却被诸葛恪强行扶出朝堂。为了服众人，诸葛恪专门撰写了一篇长文阐述自己的主张，他在文中写道：“夫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战国之时，诸侯自恃兵强地广，互有救援，谓此足以传世，人莫能危。恣情从怀，惮于劳苦，使秦渐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他以战国时期各国因苟安而被秦国兼并的历史为例，强调只有主动进攻、兼并下，才能使东吴长治久安。然而，这番言论看似有理，实则忽视了东吴与魏国的实力差距，更无视了连年征战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狂热与偏执。
建兴二年（公元253年）三月，诸葛恪不顾众议，强行在各州郡大举征兵二十万人，发动了东吴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北伐战争。如此大规模的征兵行动，导致“百姓骚动不安”，大量农田荒芜，社会秩序动荡，诸葛恪也因此逐渐失去了民心。同年四月，诸葛恪率领大军攻打淮南，起初取得了一些胜，劫掠帘地部分百姓。此时，部将建议诸葛恪：“大军深入，百姓必然躲避战乱而逃走，不如只围困新城（今安徽合肥西），魏兵必来救应，然后围城打援，可一举多得。”诸葛恪采纳了这一建议，率领大军回师，将新城团团围住，企图通过围攻这座城池引诱魏军主力前来，再予以歼灭。
然而，诸葛恪严重低估了魏军的防守能力和新城的坚固程度。魏将张特坚守城池，凭借城防工事顽强抵抗，吴军多次发起猛攻，均被魏军击退。诸葛恪本以为可以速战速决，却没想到新城久攻不下，战争陷入了僵持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气逐渐炎热，吴军士兵长期围城，疲惫不堪，再加上军营饮水不干净，导致军中疫病流行，“士卒病倒超过半数”，军营中到处都是伤病士兵的呻吟声，士气极为低落。
面对如此困境，诸葛恪不仅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反而因为“耻于攻城不下”而怒形于色，变得更加暴躁易怒。将军朱异对围城策略提出了不同意见，诸葛恪当即大怒，剥夺了他的兵权；都尉蔡林多次向诸葛恪陈述用兵计谋，希望改变战术，却始终不被采纳。蔡林见诸葛恪刚愎自用，战机尽失，深知此战必败，于是愤然策马投奔魏国。蔡林的叛逃，让魏军完全掌握了吴军的虚实，得知吴军士兵疲惫染病、战斗力锐减的情况后，魏国立即派遣大军前来救援新城。
同年七月，魏军援军逼近，吴军已无力再战，诸葛恪不得已下令退兵。在撤退途中，吴军士兵病死者、逃死者不计其数，“全军上下痛心哀叹，士气低落”，原本浩浩荡荡的二十万大军，最终活着返回东吴的寥寥无几。然而，诸葛恪对此却安然自若，丝毫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试图隐瞒兵败的真相，故意拖延回程，打算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市）屯田驻守，逃避朝廷的追责。直到征召他入朝的诏书接踵而至，他才极不情愿地慢慢班师回朝。
新城惨败给东吴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不仅损失了大量兵力和物资，更让诸葛恪彻底失去了民心和朝臣的信任。“从大臣到百姓都对他感到失望，怨念顿生”，曾经对他引颈相望的百姓，如今对他避之不及；曾经支持他的朝臣，也纷纷对他产生了憎恶之情。同年八月，诸葛恪率军返回建业，刚回到府邸，他便召见中书令孙嘿，责问其不该几次下诏书催他退兵，孙嘿吓得魂飞魄散，不久后便称病辞官。诸葛恪的这一举动，进一步激化了他与朝臣之间的矛盾，也让他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孤立。
新城惨败的根源，在于诸葛恪性格中的致命缺陷。正如邓艾所评价的那样：“诸葛恪刚刚执掌国政，而朝内又没有明君可以依附，他又不知体恤上下臣民，穷兵黩武而不爱惜百姓，举倾国之力伐魏，困顿于坚城之下，死者数万人，却载祸而归，这就是诸葛恪即将获罪的原因。”他的刚愎自用、轻敌冒进、不善纳谏，以及对生命的漠视，最终导致了这场惨败，也让他从权力的顶峰迅速跌落，一步步走向了灭亡的深渊。
五、宫变喋血：权斗倾覆与家族浩劫
新城惨败后，诸葛恪非但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独揽大权，试图通过高压手段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回到建业后，他“随意任免官员，斥责大臣，又改换宫中守卫，任用亲近之人”，将朝廷军政大权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凡是不服从他的官员，要么被罢官免职，要么被严厉斥责，整个朝堂被恐怖气氛笼罩。此外，他还计划再次发动战争，“下令军队整装待发，打算攻打魏国青州、徐州”，完全不顾东吴国力已经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的现实。
诸葛恪的倒行逆施，不仅引发了朝野上下的普遍不满，也让一直觊觎权力的宗室孙峻找到了可乘之机。孙峻是孙权的宗室，时任侍症武卫将军，素来野心勃勃，一直想取代诸葛恪的辅政地位。他见诸葛恪已经失去民心，朝臣也大多憎恶于他，认为除掉诸葛恪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开始暗中谋划政变。
孙峻首先向吴主孙亮进谗言，诬陷诸葛恪谋反。当时孙亮年仅十一岁，缺乏独立判断能力，再加上对诸葛恪的专权行为也心存不满，于是轻信了孙峻的谗言，同意与孙峻合谋诛杀诸葛恪。建兴二年（公元253年）十月，孙峻以宴请为名，在宫中埋伏好甲兵，准备伺机行动。
次日，诸葛恪应召入朝觐见，车驾走到宫门口时，突然停下脚步。原来，散骑常侍张约、朱恩察觉到宫中气氛异常，密告诸葛恪心防备，提醒他可能有埋伏。诸葛恪心中顿时生出疑虑，本想称病返回府邸，但就在他犹豫不决之时，遇到了太常滕胤。滕胤与诸葛恪私交甚好，他并不知道孙峻的阴谋，见诸葛恪欲转身离去，便上前奉劝他入宫赴宴。在滕胤的劝下，诸葛恪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入宫，他带剑穿靴进入宫殿，拜见了孙亮，随后回身坐下。
宴席之上，气氛十分诡异。孙亮命裙酒，诸葛恪因心存疑虑，始终不敢饮用。孙峻见状，假意道：“太傅想必是有恙在身，可饮用自己带来的酒。”诸葛恪这才放下心来，饮用了自己带来的酒。酒过数巡，孙亮借故返回内殿，孙峻突然起身，大声道：“有诏诛杀诸葛恪！”诸葛恪闻言大惊，急忙起身想要拔剑反抗，却早已来不及——孙峻手持利刃，一刀砍中诸葛恪，埋伏在殿外的甲兵一拥而上，将诸葛恪当场诛杀。一代权臣，就此死于宫变之中，时年五十一岁。
诸葛恪死后，孙峻下令将其尸体用苇席裹住，抛尸在石子冈，其下场极为凄惨。随后，孙峻以“谋反”的罪名，下令夷灭诸葛恪三族。诸葛恪的长子诸葛绰早死，次子诸葛竦、三子诸葛建及外甥张震均被斩杀；弟弟诸葛融担任公安都督，孙峻命将领孙壹、全熙等人率兵攻打诸葛融，诸葛融走投无路，被迫自杀。此外，由于诸葛恪是废太子孙和妃子张氏的舅舅，民间传言诸葛恪欲行废立，迎接孙和到武昌当皇帝，因此诸葛恪死后，孙和被赐死，张妃也随之自杀。一场宫变，不仅夺走了诸葛恪的性命，更让整个诸葛家族遭遇了灭顶之灾，充分展现了古代权力斗争的残酷性。
诸葛恪被杀后，其旧部临淮人臧均冒死上表，请求为诸葛恪收葬。臧均在表文中写道：“恪素性刚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静邦内，兴功暴师，未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专擅国宪，废易由意，假刑劫众，大屏息。然其诛灭群凶，克定山越，功盖一时，宜有追录。”他认为诸葛恪虽然有诸多过错，但平定山越的功绩不可磨灭，请求朝廷允许为其收葬，以慰其魂。孙亮、孙峻见状，为了安抚人心，最终同意了臧均的请求，诸葛恪的昔日下属找到他的遗体，将其安葬。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十二月，吴主孙休即位后，为诸葛恪平反。孙休下诏称：“诸葛恪、滕胤、吕据等，昔为国家柱石，尽忠辅政，而被孙峻、孙綝兄弟冤枉杀害，夷灭三族，甚为悼惜。”诏令尽快为诸葛恪改葬，分别祭奠，凡是因为受到诸葛恪一事牵连而被贬流放的人，一律召回。这一诏书，客观上承认了诸葛恪的功绩，也否定了孙峻诛杀诸葛恪的合法性，为这场持续数年的政治风波画上了一个句号。
六、功过评：才俊悲剧的历史镜鉴
诸葛恪的一生，是一场才华与性格、理想与现实、权力与命运交织的悲剧。他以神童之姿崛起，凭平定山越之功成名，受孙权托孤之重掌权，却因新城惨败而失势，最终死于宫廷政变，夷灭三族。时人和后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既有对其才华的赞赏，也有对其性格缺陷的批判，这些评价共同构成了诸葛恪复杂的历史形象。
孙权对诸葛恪的评价最为矛盾，他既以“蓝田生玉”比喻诸葛恪，赞扬其出众的才华，又直言其“刚愎自用”，对其性格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太子孙登夸赞诸葛恪“才略博达”，大臣胡综也盛赞他“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就连他的政敌孙峻，也曾承认“当今朝臣之才，无及恪者”。这些评价都充分肯定了诸葛恪的才华，他的机智辩才、军事谋略、政治手腕，在三国时期的诸多名臣中都堪称佼佼者，平定山越、重修东刑、东兴大捷等功绩，也确实为东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诸葛恪的性格缺陷同样十分突出。父亲诸葛瑾预言他“将大赤吾族”，叔父诸葛亮认为他“疏放”不堪大用，大臣羊衜批评他“骄横奢侈”，史家陈寿在《三国志》中更是以“骄且吝”三字概括其性格，认为他“不能虚心待人，终致败亡”。这些评价精准地指出了诸葛恪的致命弱点：他才华出众却刚愎自用，雄心勃勃却急于求成，身居高位却不善纳谏，战功赫赫却骄傲轻担正是这些性格缺陷，让他在东兴大捷后变得目空一切，不顾国力民力执意北伐，最终导致新城惨败；也让他在失势后依然独断专行，激化了与朝臣和宗室的矛盾，最终死于非命。
诸葛恪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性格的悲剧，更是时代环境与权力游戏的必然结果。三国时期，下大乱，权力斗争异常残酷，作为托孤辅政大臣，诸葛恪面临着诸多挑战：幼主孱弱，宗室觊觎，朝臣派系林立，外部强敌环伺。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想要稳固权力、成就大业，不仅需要出众的才华，更需要沉稳的性格、开阔的胸襟和高超的政治智慧。然而，诸葛恪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他的刚愎自用让他失去了朝臣的支持，他的穷兵黩武让他失去了百姓的拥护，他的专权独断让他成为了众矢之的，最终在权力的游戏中败下阵来。
从历史镜鉴的角度来看，诸葛恪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启示。首先，才华与品德、性格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诸葛恪虽有经纬地之才，却缺乏与之匹配的沉稳性格和谦逊品德，最终导致“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评价的那样，他“不禁熬炼”，缺乏应对挫折的能力。其次，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成就人，也能毁灭人。诸葛恪在掌握大权后，未能坚守初心，反而被权力腐蚀，变得骄横跋扈、独断专行，最终被权力所吞噬。最后，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成就大事的关键。诸葛恪不顾东吴国力有限的现实，执意发动大规模北伐，违背了客观规律，最终导致惨败，这也警示后人，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应根据自身实力制定目标，不可盲目冒进。
诸葛恪的一生，如同一颗流星，在三国的历史空中留下了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却最终因自身的缺陷而迅速陨落。他的功绩值得肯定，他的悲剧令人惋惜，而他的教训则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诸葛恪或许不是最完美的权臣，也不是最成功的英雄，但他的一生却充满了戏剧性与启示性，成为了三国历史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被后世反复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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