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吕岱评传：镇南疆以固邦本，历四朝而炳丹忱
在三国纷争的乱世图景中，名将贤臣如星汉璀璨，或以盖世武功定鼎一方，或以奇谋大略决胜千里。
而吕岱，这位横跨东汉、东吴两朝，享年九十六岁的长寿名将，却以“大器晚成”的人生轨迹、“镇抚南疆”的不朽功绩与“清身奉公”的高洁品格，在史册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他出身广陵士族，避乱南渡后跻身孙氏幕府，从县级吏起步，历经孙权、孙亮等四朝更迭，最终官至大司马，成为东吴政权的柱石之臣。其一生戎马倥偬，平内乱、定南疆、通南洋，既见证了三国鼎立的形成与演变，更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臣道初心。
《三国志》赞其“清身奉公，所在可称”，范文澜誉其经略南洋“开中国与海南诸国正式往来之先河”，纵观其生平，诚非虚言。
一、避乱南渡：乱世中的蛰伏与机遇
东汉延熹四年（161年），吕岱生于广陵郡海陵县（今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的一个官宦之家。
彼时的东汉王朝虽已显露颓势，但海陵作为江淮间的盐粮要地，仍保持着相对的富庶与安定。
吕岱自幼受家学熏陶，习读经史，兼修武艺，青年时期便以“明于法理、素有才干”闻名乡里，成年后顺理成章步入仕途，担任郡县吏，在地方治理中积累了初步的行政经验。
然而，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打破了江淮地区的宁静，董卓乱政后，下分崩离析，群雄割据，战火迅速蔓延至徐、泗、江、淮之地。
《三国志·吴书·孙韶传》记载，当时“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曾经富庶的盐粮之城沦为荒无人烟的赤地，吕岱的家乡海陵也未能幸免。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遇刺身亡，其弟孙权继领江东，广揽下贤才，意图稳固基业、图谋发展。
此时已年届四十的吕岱，深知中原战乱不休，北方群雄逐鹿的局势非己所能逆转，而江东孙权“招延俊秀，聘求名士”的举措，为乱世中的有识之士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于是，吕岱告别故土，扁舟东下，前往江东投奔孙权，自此开启了他长达五十六年的东吴仕途。
初入孙权幕府，吕岱并未立即得到重用，仅被任命为吴郡（今苏州市）郡丞，负责协助郡守处理日常政务。这一职位虽不起眼，却让吕岱得以近距离观察江东政权的运作模式，也为他提供了展现才能的机会。
孙权素有亲力亲为的理政风格，曾亲自核查各郡仓库管理与狱中囚犯处置情况，当时各县的县令、县丞纷纷拜见回话，多数人因准备不足或应对失当受到责备，唯有吕岱“处法应问，条理分明”，对各项事务的处置皆符合法规，对孙权的提问应答如流，深得孙权赏识。孙权当即决定将其留在身边，任命为录事，掌管幕府文案工作，这成为吕岱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不久后，吕岱被外放补充余姚县长一职，终于获得了独当一面的机会。余姚地处会稽郡，境内民风彪悍，且时有寇匪作乱，治理难度颇大。吕岱到任后，并未急于推行新政，而是首先深入民间了解民情，整顿吏治，严明法度，很快便使余姚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他深知乱世之中，武力是保障地方安宁的根本，于是“召募精健，得千余人”，组建了一支精锐的地方武装。这支由江南健儿组成的部队，后来跟随吕岱转战南北，成为其麾下的核心力量，为他日后立下赫赫战功奠定了基础。
二、讨平内乱：崭露头角的军事生涯
吕岱的军事才能，在平定地方叛乱中得到了首次展现。建安十六年（211年），会稽、东冶五县（今福建福州一带）的贼寇吕合、秦狼等人聚众作乱，声势浩大，波及甚广，严重威胁到江东腹地的安全。
孙权得知后，任命吕岱为督军校尉，与西部校尉蒋钦等领兵前往征讨。这是吕岱生平第一次领兵出征，面对数倍于己的贼寇，他沉着冷静，制定了“分化瓦解、速战速决”的战术。吕岱亲率本部人马星夜兼程赶往东冶，与蒋钦所部形成掎角之势，趁贼寇立足未稳之际发起突袭，一战便击溃了叛军主力，最终生擒吕合、秦狼两名贼首，彻底平定了五县之乱。
此役过后，吕岱因功被任命为昭信中郎将，正式跻身东吴将领行列，其军事才能也得到了江东朝野的认可。
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与刘备达成湘水划界协议，决定进取长沙三郡（长沙、零陵、桂阳），吕岱奉命督率孙茂等十将跟随孙权出征。
当时，安成、攸、永新、茶陵四县的官吏惧怕东吴兵威，联合逃入阴山城，聚合兵众抗拒吕岱所部。吕岱率军抵达阴山城外后，并未急于攻城，而是先派人向城内守军宣讲利害关系，随后发起猛攻，守军见大势已去，纷纷投降，三郡得以顺利平定。孙权为稳固长沙局势，任命吕岱留守长沙，负责当地的军政事务。
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太久。安成县县长吴砀及中郎将袁龙等人暗中勾结关羽，意图反叛东吴，恢复对蜀汉的依附。吴砀占据攸县，袁龙驻守醴陵，形成掎角之势，对长沙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孙权派遣横江将军鲁肃攻打攸县，吴砀凭借城池坚固顽强抵抗，最终突围逃走；而吕岱则率军进攻醴陵，面对袁龙的坚守，他身先士卒，亲自督战，率领将士奋勇攻城，最终攻破醴陵城，生擒袁龙并将其斩杀。
此次平叛之战，吕岱再次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英勇无畏的作战风格，因功升任庐陵太守，成为镇守一方的重要官员。
延康元年（220年），曹操去世，曹丕称帝，建立曹魏政权，东汉王朝正式灭亡。此时，孙权为应对北方局势的变化，将原本镇守交州的刺史步骘调往前线，任命吕岱接替步骘担任交州刺史，负责经略岭南地区。
交州地处东吴版图的最南端，包括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等地，境内民族众多，局势复杂，且远离中央政权，地方割据势力盘根错节，治理难度极大。
吕岱到任后，采取“恩威并施、剿抚结合”的策略，一方面积极安抚当地各族民众，尊重其风俗习惯，减轻赋税徭役；另一方面则坚决打击割据势力和叛乱分子，以维护地方稳定。
高凉贼寇头领钱博见吕岱大军压境，深知抵抗无望，乞求归降。吕岱为分化瓦解叛军势力，承袭旧制，以钱博为高凉西部都尉，使其继续镇守当地，此举既安抚了降众，又稳定了高凉地区的局势。
不久后，郁林郡的少数民族兵卒因不满地方官吏的压榨，聚众进犯郡县，吕岱亲自率军前往讨伐，迅速击败了叛军，并对其进行招抚，让各族民众安心从事生产，恢复了郁林郡的社会秩序。
与此同时，桂阳、浈阳贼寇王金聚众在南海境界上作乱，烧杀抢掠，为害一方。孙权诏令吕岱前往征讨，吕岱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大军出征，经过数月的苦战，最终生擒王金，将其绑缚传送至京都建业（今江苏南京），此次战役共斩首和生擒叛军一万多人，彻底平定了南海地区的叛乱。
吕岱因经略岭南有功，升任安南将军、假节，封爵都乡侯，其在东吴政权中的地位日益稳固。
三、平定交州：奠定南疆的百年基业
吕岱经略岭南期间，最大的功绩便是平定士徽叛乱，将交州彻底纳入东吴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东汉末年，岭南地区最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是士燮兄弟。
士燮家族在交州经营多年，“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士燮本龋任交趾太守长达四十年之久，其弟士壹、士?、士武分别担任合浦、九真、南海太守，家族势力遍布交州各地，实际上形成了半独立的割据状态。
赤壁之战后，曹操势力退回北方，孙权向西发展遭到刘备集团阻击，向北发展暂无胜算，岭南地区成为孙权势在必得的战略要地，而士燮家族的割据状态，成为东吴统一岭南的最大障碍。
黄武五年（226年），士燮去世，其子士徽意欲继承父业，叛吴自立，割据交州。孙权早已察觉到士徽的叛乱意图，为防范未然，决定对交州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同时削弱士徽的势力。
孙权下诏罢免士徽的交趾太守一职，改任其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以校尉陈时接替士徽担任交趾太守。
这一举措彻底激化了矛盾，士徽更加不满，叛吴之心愈发明显，公然发兵防守海口，以抵御东吴派来的新任官员。
吕岱深知士徽此时不除，必然后患无穷，于是上表孙权，建议分拆南海三郡设置交州，以将军戴良为交州刺史，海东四郡另外虚置广州，自己则自任广州刺史，以此形成对士徽的战略包围。
孙权采纳了吕岱的建议，派遣戴良与陈时南往就任。士徽拒不服从命令，派遣军队阻止戴良等人入境，叛乱已成既定事实。
吕岱一方面上书孙权，请求征讨士徽的抗命之罪；另一方面则致信士徽，“告喻祸福”，试图通过政治攻势瓦解其抵抗意志。
当时，有人对吕岱：“士徽凭借几代饶恩宠，深得全州百姓的依附，不可轻视。”吕岱却坚定地回应道：
“如今士徽虽心怀反计，但未曾料到我会猝然杀到，如果我军轻装悄然疾进，攻其无备，一定能打败他。如果我军滞留不疾速挺进，使他产生疑心，固城坚守，七郡百蛮到时云集响应，即使有智谋之人，也难以图谋他们。”
于是，吕岱亲自督领兵卒三千人，日夜渡海进军，直奔交趾郡治龙编（今越南河内东北）。
士徽听吕岱大军突然抵达，果然大为惊惧，不知所措。吕岱大军兵临城下后，再次派人向士徽宣讲利害，士徽深知大势已去，只得率领兄弟六人赤膊跪迎吕岱入城。吕岱入城后，将士徽兄弟全部斩首，并将其首级传送至京都建业，以警示岭南各地的割据势力。
随后，士徽的大将甘醴、桓治等人率领官吏百姓攻打吕岱，吕岱亲自率军奋击，将其打得大败，彻底肃清了士徽的残余势力。此役过后，吕岱因功晋封为番禺侯，升任镇南将军。随后，孙权取消广州建制，仍恢复交州旧制，任命吕岱为交州刺史，全面负责岭南地区的军政事务。
平定士徽叛乱后，吕岱并未停下经略岭南的脚步。他乘胜进军讨伐九真郡的叛乱势力，大军所到之处，叛军无不望风披靡，“斩获以万数”。
在平定叛乱的同时，吕岱积极推行教化，安抚各族民众，“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他派遣部下朱应、康泰等人出使“西南大海洲上”（今南洋群岛）以及今东南亚一带的众多国家，宣扬东吴的国威与教化，加强了中原地区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堂明等国的国王纷纷派遣使者前往东吴朝贡，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高度评价这一举措：
“吕岱这次外交行动，从此开始了中国和海南诸国的正式往来……”这一评价精准地指出了吕岱经略南洋的历史意义，其功绩可与东汉班超遣使访问西亚各国相媲美。
吕岱在交州任职期间，不仅稳定了岭南局势，扩大了东吴的疆域，更重要的是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生产技术传入岭南及东南亚地区，促进帘地的开发与发展。他还奏准招抚流亡乡民回归故里，重建海陵县，推动了家乡的经济复苏。
在他的治理下，岭南地区“纲纪粗定，民皆安堵”，成为东吴政权稳固的后方基地，为东吴日后与魏、蜀两国的争霸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和战略支撑。
四、老当益壮：历仕四朝的柱石之臣
黄龙三年（231年），鉴于南方局势清平稳定，孙权将吕岱召还，命其率军驻扎长沙郡沤口（今湖南衡阳附近），以应对武陵地区少数民族的骚动。
吕岱与太常潘浚共同领兵前往讨伐，采取“招抚为主，军事为辅”的策略，很快便平定了叛乱，稳定了荆州南部的局势。
嘉禾三年（234年），孙权命令吕岱率领潘璋的部队驻扎陆口（今湖北嘉鱼县西南），后迁往蒲圻（今湖北赤壁市），负责镇守荆州上游，抵御蜀汉与曹魏的进攻。
嘉禾四年（235年），东吴境内多地同时爆发叛乱：庐陵贼寇李桓、路合，会稽东冶贼寇随春，南海贼寇罗厉等人纷纷聚众作乱，扰乱地方治安。孙权诏令吕岱督率刘纂、唐咨等人分兵讨伐。
面对多路叛军，吕岱沉着应对，制定了“先抚后剿、各个击破”的战术。随春素来骁勇，所部叛军战斗力较强，吕岱深知硬拼难以速胜，于是派人向随春宣讲利害，劝其归降。随春见吕岱大军势不可挡，又感念其诚意，当即率领部众投降。
吕岱不计前嫌，任命随春为偏将军，让他继续率领旧部，这一举措极大地动摇了其他叛军的抵抗意志。随后，吕岱集中兵力进攻李桓、罗厉所部，经过数月的苦战，最终将二人擒获斩首，并将其首级传送至京都建业。
孙权得知平叛胜利的消息后，下诏对吕岱予以嘉奖，诏书称：
“罗厉凭借险地犯上作乱，自己招致杀头之祸，李桓凶狠狡诈反复无常，投降后又再叛乱。前后讨伐多次，历年来未能擒获，如果不是您的规划策略，谁能将他斩首？您忠武的节操，在此事上更为显着。元凶已除，大贼寇被震慑，其余股匪寇，扫地以尽。从今以后，国家永无南顾之忧，三郡安定，无惴惴不安的惊恐，又获得刁恶之民供给赋税徭役，值得深深赞叹。”
这份诏书不仅肯定了吕岱的军事功绩，更赞扬了他的忠武节操，体现了孙权对他的高度信任与倚重。
赤乌二年（239年），太常潘浚去世，吕岱接替他处理荆州文书公务，与陆逊一同驻守武昌（今湖北鄂州），督管蒲圻地区。此时的吕岱已年届七十九岁，但他依然精力充沛，“躬亲王事”，亲自处理军政要务，丝毫不显老态。不久后，廖式在交州作乱，进攻围困城镇，零陵、苍梧、郁林诸郡受到骚扰，局势再次紧张。
吕岱得知消息后，上表孙权自动请战出兵，星夜兼程赶往平叛前线。孙权深受感动，派遣使者追授吕岱为交州牧，并派遣唐咨等将领率军增援。
吕岱率领大军与叛军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激战，最终击败廖式，斩杀廖式及其任命的伪官员临贺太守费杨等人，收编其部众，平定了所有受骚扰的郡县。此役过后，吕岱再次回到武昌驻守，此时他已八十岁高龄，但依然保持着勤勉理政的作风，骑马时甚至能一跃而上，不用跨踩脚蹬，被同僚誉称“超过古代廉颇老将”。
奋威将军张承曾给吕岱写信道：“从前周公、召公辅佐周子，人们作《周南》《召南》歌颂他们，如今您与陆逊就像他们二人。忠诚勤奋都在人前，劳苦谦逊相让，功绩因审时度势而成就，道义随教化而推行，君子赞叹您们崇高的品德，百姓喜爱您们美好的本质。
加上公务文书繁多，宾客终日不绝，疲惫而不放下公事，劳累而不诉疲倦，还了解到您上马动辄自己跃上马背，不用跨踩脚蹬攀上，这样看来您就胜过廉颇了，件件事情对您来是何等的快意！
《周易》有言，礼仪讲究恭敬，道德讲究发扬，您怎么占尽了这些美质啊！”这封信不仅展现了吕岱老当益壮的精神风貌，更反映了他在东吴同僚中的崇高声望。
赤乌八年（245年），陆逊去世，诸葛恪接替陆逊的职位。孙权为加强对武昌地区的管辖，将武昌分为两部，吕岱督领右部，自武昌而上至蒲圻，升任上大将军，其子吕凯也被授予副军校尉，在蒲圻监军，父子同守一地，成为东吴军事史上的一段佳话。建兴元年（252年），孙权逝世，幼子孙亮登基，任命吕岱为大司马。
大司马是东吴的最高军事官职，此时的吕岱已九十二岁高龄，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长寿的大司马，真正实现了“大器晚成”的人生传奇。
五、清身奉公：流芳千古的高洁品格
吕岱不仅以赫赫战功和卓越才能名垂青史，更以清身奉公、廉洁自律的高洁品格赢得了时人与后饶敬仰。他一生为官清廉，不谋私利，所到之处皆有称颂。在交州任职期间，由于公务繁忙，加之交通不便，吕岱多年未能给家中寄送钱财，导致妻子儿女在家中过着饥饿困乏的生活。
孙权得知这一情况后，叹息不止，当即责备群臣：“吕岱出征，身处万里之外，为国家勤苦办事，家中如此困顿，而我未能及早知晓。您们身为股肱耳目之臣，责任哪里去了？”随后，孙权下令加倍赏赐吕家钱米布绢，并规定每年都有固定的赏赐数目，以保障其家饶生活。
吕岱不仅自身清廉，还善于识人荐贤，且能虚心纳谏。他与吴郡人徐原亲近友好，徐原慷慨有才志，却出身寒微，未能得到重用。吕岱发现徐原的才能后，对其加以赏识和提拔，不仅赏与他头巾、单衣，还经常与他谈论时事，后来更是举荐徐原为官，使其官至侍御史。
徐原秉性忠直慷慨，喜欢直言进谏，吕岱有时出现过失，他便当即谏劝，甚至在众人面前公开议论这些过失。
有人将这些情况告诉吕岱，认为徐原过于狂妄，劝吕岱疏远他，但吕岱却赞叹地：“这就是我看重德渊（徐原字）的原因。”他不仅不怪罪徐原，反而对其更加信任。
等到徐原去世后，吕岱极为悲痛，感慨道：“失去德渊，我再也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了！”这番话充分展现了吕岱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胸襟气度。
不过，关于吕岱的历史评价，也存在一些争议。西晋史学家孙盛认为，吕岱在平定士徽叛乱时，先以书信劝降，后又将投降的士徽兄弟斩首，未能坚守诚信，违背了君子之道。这一评价从道德层面出发，对吕岱的行为提出了质疑。
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士徽的叛乱意图已十分明显，且其家族在交州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若不将其彻底铲除，岭南地区随时可能再次爆发叛乱，危及东吴政权的统一与稳定。
吕岱的这一举措，虽有违诚信之道，却实属“权宜之计”，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地方稳定而做出的必要牺牲。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吕岱平定士徽叛乱，将交州纳入东吴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其功绩远大于所谓的“道德瑕疵”，正如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评价的那样：
“吕岱出身寒微，但凭借才能和忠诚得到孙权重用，一生主要致身军旅，清身奉公，对孙吴开疆拓土贡献颇多，深得孙权敬重。”
太平元年（256年）十月二十一日，吕岱在武昌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六岁。弥留之际，他不忘嘱咐家人：“殡葬之时，棺木不用油漆，疏巾布衣。丧葬礼仪务必简单节俭。”
儿子吕凯遵照他的遗嘱，将父亲归葬于海陵高阳荡（今江苏省如皋市白蒲镇林梓社区），没有举办盛大的葬礼，也没有添置贵重的陪葬品，真正践行了吕岱“节俭薄葬”的遗愿。
六、历史回响：吕岱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吕岱的一生，跨越了东汉末年到东吴中期的近一个世纪，见证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发展与演变。他以四十年之龄投身东吴，从县级吏逐步成长为大司马，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为东吴政权的巩固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功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平定地方叛乱，维护了江东腹地与荆州地区的稳定，为东吴政权的发展创造了安定的内部环境；二是经略岭南，平定士徽叛乱，将交州彻底纳入东吴版图，扩大了东吴的疆域，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岭南地区的管辖；三是遣使南洋，加强了中原地区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了中国与海南诸国正式往来的历史先河。
吕岱的历史地位，在东吴政权内部尤为重要。他与陆逊、潘浚等人一同构成了东吴中期的军政核心，是孙权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在东吴与魏、蜀两国的长期对峙中，吕岱镇守荆州、交州等战略要地，不仅抵御了外敌的入侵，更保障了东吴后方的稳定，为东吴在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重大战役中取得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其“老当益壮、鞠躬尽瘁”的精神，也成为后世为官者的楷模。
从历史影响来看，吕岱经略岭南的举措，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将岭南地区彻底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开发与发展，推动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为后世历代王朝对岭南地区的治理奠定了基础。
而他遣使南洋的外交行动，则开启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正式交往的历史，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其历史意义不亚于张骞出使西域、班超经营西域。
吕岱的一生，是“忠诚”与“奉献”的一生，是“勤勉”与“清廉”的一生。他虽没有周瑜、诸葛亮那样家喻户晓的名气，也没有吕布、关羽那样盖世无双的武功，但他以一生的践行，诠释了何为“臣道”，何为“初心”。
他大器晚成却老当益壮，身处高位却清廉自守，历经四朝而忠心不改，最终以九十六岁的高龄寿终正寝，成为三国乱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正如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所言：“吕岱之在交州，绥抚蛮夷，开疆拓土，与陆逊、诸葛瑾等俱为江东重臣，其功不在诸人之下。”吕岱的功绩与品格，值得被永远铭记。在今的江苏省如皋市，仍保留着吕岱墓、吕岱祠等历史遗迹，成为后人缅怀这位三国名将的重要场所。而吕岱“清身奉公、老当益壮”的精神，也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激励着后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勉工作、无私奉献，为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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