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征定蜀：诸葛亮的经略与蜀汉国力的恢复
南方已定，以收服孟获为标志，那场延绵三年之久、搅动南中大地的叛乱，终于在蜀汉大军的铁蹄与智慧下基本平息。
诸葛亮在滇池之畔大会诸军，旌旗猎猎，军威赫赫，史书中关于他南征的篇章，也由此翻开了关键的一页。
在四川雅安，有一处孟获城景区，相传这里曾是孟获安营扎寨的地方。遥想当年，孟获在此组织军队，以石头筑墙，垒起坚实的防御工事，还修建了烽火台，那高耸的台垒仿佛仍在诉着昔日的金戈铁马。
有关“擒孟获”的历史，向来是虚实相间、迷雾重重。在云南等地，也散落着诸多传中孟获驻军的地点。
而“七擒七纵”这一典故，作为安边的“模范事件”，早已超越隶纯的史实范畴，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味，成为蜀汉怀柔南症稳固边疆的象征。
然而，史书中对于诸葛亮南征行动的直接记载，似乎在此处便暂告一段落。
但当我们深入考究各类史料，便会发现，滇池会师之后，诸葛亮的军事行动并未真正停歇。
《云南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澜沧江南流入海，气势磅礴。龙尾城西第七驿有一座桥，那便是永昌。
簇两岸高险，江水迅激，奔腾的江水似要将一切阻碍都冲垮。人们横亘大竹索为梁，在竹索之上铺布箦，箦上再实以木板，还以竹屋盖桥，为这险峻之地增添了一丝别样的气息。
那穿索的石孔，据便是孔明所凿。昔日诸葛征永昌，曾于此筑城。如今，江西山上仍有废城遗迹，古碑犹存，神祠庙也在岁月的洗礼中留存下来，默默见证着当年的风云变幻。
由此可知，诸葛亮曾率军进军永昌，并且留下了城寨、碑刻等诸多遗迹，这些都是他征战的印记。
《旧唐书·南蛮列传》也有相关记载：南诏蛮，本是乌蛮之别种，姓蒙氏。在蛮饶语言里，谓王为“诏”。
他们自言是哀牢之后，世代居住在蒙舍州为渠帅，位于汉永昌故郡东、姚州之西。其先世渠帅有六位，自号“六诏”，兵力相当，各有君长，却无统一的统帅。
蜀时，他们为诸葛亮所征，最终都臣服于蜀汉。
从这些记载可以明确，南诏前身的“六诏”位于永昌郡城东，是被诸葛亮率军征服的。《华阳国志》永昌郡条亦载：
“南中昆明（嶲）沮之，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
结合上述诸多史料，诸葛亮兵进永昌一事大略是可信的。
大约是因为此前南征用兵集中于越巂、益州、牂牁三郡，而南诏蛮等永昌郡的少数民族仍未降服，所以诸葛亮取五尺道自滇池进入叶榆（今云南大理），又行永昌道渡澜沧江，一路艰辛，最终到达永昌郡治不韦（今云南保山）。
永昌之役，已是南征的尾声。随着南诏蛮的降服，建兴三年（225）秋，南中大地终于迎来了无战事的和平时光。
南征的大获全胜，意义非凡。它不但宣告了益州内乱的彻底结束，更向下表明，夷陵之战后蜀汉军事力量的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
当汉东（此处或指蜀汉东部相关势力范围）衰落溃散之时，“亲贤远佞”的孙权也十分识趣地从边界召回了辅，并撤销了益州刺史的编制。蜀汉已再次崛起，这一事实，眼下连敌人都不再否认。
对诸葛亮而言，南征的收获远不止于平息叛乱。《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
青羌聚居于越巂郡一带，他们生擅长山地作战，在崎岖的山岭间如履平地，素为蜀人所畏。诸葛亮将青羌万余家迁入蜀地，对他们采取士家制管理，若青羌出一兵，蜀汉即可获得万余精锐。
此后，蜀汉北伐曹魏，必须翻越秦岭山脉，山地丘陵作战是难以回避的课题，青羌的加入，如虎添翼，必然会显着提升汉军的战斗力。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着力提拔南中俊杰之士，像建宁爨习、朱提孟琰，都成为了汉军的得力干将，爨翼孟获家族更是官至御史中丞，执掌朝廷监察大权，充分展现了蜀汉对南中人才的吸纳与重用。
南中地区物产丰饶，越巂郡会无县（今四川会理）及益州郡滇池县、盐良县，皆是富饶之地。
益州郡更影糓稻、宜麻、蚕桑”，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兴盛之地，还被誉为“金银宝货之地”“盐、畜产之富”，各类资源应有尽樱到了刘备时期，益州政府对南中赋役甚多，不过多采取羁縻政策，所谓“平常无所供为”，并未真正实现对南中资源的充分掌控。
而诸葛亮通过南征，真正实现了对南中地区的实控，从此便可以充分调动当地丰富的物资与财力，为蜀汉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汉末以来，纷乱不断，豪强势力恶性膨胀，大批编户齐民脱离政府管理，成为豪强大族的依附人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豪强横起的局面在汉末已然成为大势，充满其利益代言的中央政府显然无法彻底清算这些隐匿的人口。
在这种情况下，若不能实现对外部的扩张，蜀汉中央政府便只能依靠尚能掌握的编户齐民来维持运转，度日艰难。
而平定南中后，诸葛亮显然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机会。南中并非少人，只不过少数民族长期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
《华阳国志》有载：诸葛亮乃为夷人作图谱。图谱之上，先画地、日月、君长、城府，展现出一个有序的世界；
次画神龙，龙生夷，以及牛马羊，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传递出官府对夷饶关怀；又画夷人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人。夷人对这图谱甚为重视，许诺缴纳“生口直”。
诸葛亮还赐予他们瑞锦、铁券，如今这些物品都还留存着。每当刺史、校尉到来，夷人都会以这些瑞锦、铁券呈诣，行动之间，充满了对蜀汉的尊崇。
这里的“生口直”，其实就是人头税。换句话，南中少数民族愿意向蜀汉中央政府承担类似编户齐民的义务。
诸葛亮以军事征服为辅，文教同化为主，成功地在编户齐民之外，发展出了一大批“编外纳税人”。
这些“编外纳税人”的出现，极大地扩充了蜀汉的税源，为蜀汉的经济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南征看似并未直接增大蜀汉的疆域，但就经济版图而言，无疑实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张。
此后，东吴君臣再谈及诸葛亮治下的蜀汉，都称其为“国富民刑清”的治平之世。
“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自夷陵之战后，蜀汉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的萧条景象，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与南征的胜利成果下，已被一洗而空。
蜀汉，这个曾经被敌国视为传檄可定的偏僻国，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与发展，“以弱为强”，一度成为鼎足而立的强权之一。
“内修政理，威武外振”，此时的诸葛亮，踌躇满志，终于可以将目光投向那茫茫的秦岭，投向北方，投向兴复汉室的伟大目标！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北伐的号角，已是箭在弦上，蜀汉的历史，即将迎来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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