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宫城之内，一纸露布（古代军事捷报或讨伐文书）墨迹未干，便由快马传向魏境各州郡，字字如刀，直指许昌的曹爽。
其文曰：
“大将军曹爽，荷三朝先帝之殊遇，负伊尹、霍光之托孤重任，然其豺声蜂目，包藏祸心，久蓄不臣之志。其罪有四，昭然下：
一曰僭越无度。爽竟敢私乘子舆驾，擅用武库禁兵，甲胄兵器盈于私邸，符节印信藏于卧榻，起居用度堪比帝王，其心可诛！
二曰紊乱朝纲。爽擅改太祖、高祖所定祖制，任人唯亲，擢升何晏、邓飏等浮华朋党为心腹，使黄门侍郎张当窥伺颜、传递宫禁秘事，朝堂上下乌烟瘴气。
三曰丧师辱国。昔年爽统兵出潼关伐蜀，空耗粮秣十万斛，却无半分战功，致使士卒冻馁交加，野外采薇充饥，怨声载道，军威尽丧。
四曰秽乱宫掖。爽竟敢将先帝遗留的才人充作私宅伎乐，在椒房禁地演奏郑卫之音（靡靡之乐），伤风败俗。昔年董卓擅权，亦不过剑履上殿；爽更甚之，使弟曹羲领中领军、曹训掌武卫营，洛阳城门内外皆其爪牙，形同割据。
今爽更挟持子曹芳于许昌，欲自立门户，分裂大魏。此獠不除，大魏何安？
今洛阳朝廷承太后懿旨，奉宗庙社稷之重，号令各地州郡兵马：速提兵进逼许昌城下，共诛此国之蠹虫，复大魏之正统！”
露布传至许昌，曹爽君臣震怒，当即拟写驳斥文书，以魏帝曹芳之名昭告全国，历数司马懿之罪：
“太傅司马懿者，河内老狐也！外饰周公辅政之貌，内怀王莽、董卓篡逆之奸。昔年受明帝托孤之重，今竟行废立之事，其恶有三，罄竹难书：
一曰诈疾欺君。懿早年诈称风痹，卧床不起，实则阴养死士三千于府中，私藏甲胄倍于王师，窥探国之神器久矣。趁子与大将军拜谒高平陵之际，悍然发动兵变，劫持太后，操纵朝堂，形同谋逆。
二曰威逼圣驾。懿纵兵袭击子返程仪仗，致使圣躬受惊，百官惶恐，若非大将军曹爽率部拼死护卫，大魏宗庙社稷几近倾覆，日月蒙尘。
三曰祸乱民生。懿私铸五铢钱，扰乱币制，使司州粮价腾踊，民不聊生，市井间竟赢斗粟换金珠’之谣，百姓苦不堪言。
此贼不死，董卓郿坞之祸（董卓筑坞藏财、祸乱朝纲）将复见于今，梁冀跋扈之灾（东汉外戚梁冀专权）将重降于魏！凡我大魏臣民，当同仇敌忾，共讨此獠，清君侧，正乾坤，护佑子与宗庙！”
两纸文书传至各州郡，魏国疆域旋即分裂为两派：洛阳以司马懿为核心，许昌以曹爽、曹芳为正统，各执一词，剑拔弩张。
洛阳朝廷所控区域，以司州（洛阳所在）为核心，囊括并州全境、荆州新野之地，麾下兵马合计十二万。
其中既有潼关郭淮的驻防军，又有荆州新野邓艾的边军，皆为常年防备蜀汉的精锐，作战经验丰富，装备精良。
支持者多为司马懿门生故吏、朝中非宗亲系大臣，如刚上任的并州牧孙礼，便坚定站在洛阳一侧。
其优势在于：
司马懿久经行伍，沉稳老练，且洛阳乃大魏旧都，太后、传国玉玺、帝玺皆在宫中，名分上占尽先机；更兼曹爽十余年在朝飞扬跋扈、任人唯亲，魏国百姓与非宗亲官员多盼其倒台，民心向背已见分晓。
然其劣势亦明：司马懿年事已高，所控州郡、人口远不及许昌，根基尚浅。
许昌朝廷则掌控兖、青、徐、冀、幽五州之地，兵马十六万有余，规模更胜洛阳。
支持者多为曹爽党羽、曹氏宗亲及世家贵胄，如幽州牧田豫、青州牧徐质、徐州牧满宠、兖州牧王基、扬州牧王凌等，皆手握重兵。
其优势在于：魏帝曹芳在许昌，各地军政长官多认可子正统地位，曹氏宗亲亦同情曹爽遭遇；且徐州满宠、扬州王凌所率之军，乃常年防御东吴的劲旅，水陆齐备，军械整齐。然其短板更为致命：
曹爽十余载倒行逆施，早已民心尽失，民间多视其为“乱政之臣”；司马懿则以“周公辅政”自居，形象远胜曹爽——若论谋略与威望，曹爽与司马懿相比，恰如驽马比麒麟、微星比皓月，相去甚远。
更复杂者，两派势力范围并无明确界限，犬牙交错，且诸多地方实力派持“坐山观虎斗”之态，对两京号令阳奉阴违，虽表面尊奉，实则拒不从命。
譬如许昌方面，大司农桓范深知新野邓艾兵权之重，急令李胜手持子敕令，赶赴荆州就任荆州刺史，欲联合荆州牧夏侯和，夺取邓艾兵权。
然邓艾早已心向洛阳，拒不奉子敕令，只认洛阳朝廷诏令，更紧锁新野城门，麾下三大营军官校尉皆听其调遣，李胜、夏侯和徘徊多日，数次交涉无果，只得狼狈返回南阳，空手而归。
洛阳城内，司马懿听闻邓艾拒命之事，既喜其忠诚，又忧其观望之心，当即以洛阳朝廷名义加封邓艾为荆州都督，令其亲率两万兵马进攻许昌，余下兵力留守新野，谨防蜀汉偷袭。不料邓艾亦有顾虑，以“粮草匮乏、蜀国诸葛亮蠢蠢欲动”为由推脱，不愿轻易卷入两京战事。
司马懿无奈，只得另寻他法：令潼关守将郭淮抽调两万兵马，由钟会统领进驻洛阳近郊，拱卫京城。郭淮乃司马懿老部将，接令后即刻调拨劲旅驰援，毫无迟疑。
司马懿又从并州调五千并州铁骑，进驻洛水（洛阳段）北岸，与钟会大军形成掎角之势，互为支援；同时开放各地武库，招募兵勇数万，充实军力，以防许昌来攻。
许昌朝廷亦是一片忙碌，宫城内朝会不断。
一日，魏帝曹芳端坐龙椅，面色凝重地询问百官：
“今司马懿占据洛阳，与许昌分庭抗礼，诸卿有何良策应对？”
曹爽出列，声厉色荏：
“当立即敕令各州牧抽调兵马进驻许昌，共商勤王大计，而后举全国之兵进军洛阳，诛杀司马懿、蒋济、高柔等逆臣！”
大司农桓范则持不同意见，上前奏道：
“仅靠我许昌之力，恐难速胜。当同期遣使结交东吴与西蜀，告知司马懿兵变谋逆之事，或可寻求两国援助，形成夹击之势。”
“不可！”车骑将军夏侯霸当即反驳，“西蜀乃我大魏世仇，若告知其朝廷分裂，必趁机北伐，到时腹背受敌，悔之晚矣！断不可与蜀国通好！”
尚书毕轨则主张和谈：“洛阳与许昌皆为大魏之地，何必刀兵相向？或可遣使与洛阳协商媾合，重组朝廷，共辅子，以安下。”
年方十澳曹芳，虽年轻却不乏主见，斟酌再三后，认为三条建议各有合理之处，遂下诏：
令李胜出使吴国，辛毗出使蜀国，毕轨出使洛阳，同时命曹爽、夏侯霸整军备战，随时准备应战；
又令大司农桓范统筹全国粮草，督促各州牧、刺史、太守抽调兵马赶赴许昌，共商勤王事宜。
朝会散去后，桓范私下找到曹爽及其弟曹羲、曹训，还有毕轨等核心党羽，忧心忡忡地谏言：
“今乃危机存亡之秋，我等若想保全性命、辅佐子，当抛弃往日偏见，礼贤下士，任人唯贤，切不可再如以往那般刚愎自用、任人唯亲。若再失人心，遭子唾弃，我等皆将为司马懿所擒，身死族灭矣！”
曹爽等人听后，虽因桓范直言而稍显不快，然深知形势危急，已无退路，只得点头应道：
“先生所言极是，我等从之。”
一场关乎魏国命阅对峙，自此愈发激烈，而远在成都与建业的目光，亦早已聚焦于这片分裂的中原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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