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是拿到了，可如何妥善安排这些人，成了摆在面前的问题。
好在仔细梳理后发现，被送上山的这些人级别都不算高，级别从 16 级到 22 级不等，年龄跨度也较大，最的 29 岁，最大的 45 岁。
其中几位 19 级到 22 级的人员，是大、中专毕业、享受干部待遇的人员。
这让林鸿彬心里稍稍有了些底，至少在人才储备方面，还是有可挖掘之处的。
人员岗位分配上，那一位16级的干部由上级直接指定为育种中心党委副书记兼副主任，剩下其他饶具体岗位，则需要育种中心自行安排。
按照规定，如此重要的人事安排，必须召开党委会共同商议决定。
党委会上，大家围绕人员的特点、岗位的需求展开了友好且有序的讨论。其实就是林鸿彬、黄镇山、张钰琪几人，围着茶座，边泡茶边聊。
经过反复斟酌，最终确定将5人安排进办公室，接替原来知青的工作，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的处理，这是今讨论的重点。
剩下的 24 人，全部送到各项目组，其中级别高一些的担任项目组副手，主要负责行政事务，协助项目组技术员盯进度、理琐事，确保育种工作不耽误。
人员安排定下来后，盖章，邮递给上级部门，算是上报了。
上报之后，人员便陆陆续续来报道了。
报到的场景各异，有些人是一个人背着简单的行囊独自前来，眼神中带着对新环境的期待与忐忑；
还真有几位则是拖家带口，拎着被褥、锅碗等行李，全家都带着一股怯意，生怕育种中心在这方面做文章。
林巧玲，陈晓庆他们负责接待。
“同志，不用紧张，也不用有什么顾虑。”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住宿的安排：5岁以下的朋友跟你们自己住，大一点我们统一安排住集体宿舍，单位领导的孩子也都是这样的。”
“这是临时安排，那边在盖楼房，等盖好了，你们一家就可以住一起了。”
“还有，你们把行李放好后，最好把个人卫生也搞一下，洗个澡什么的。
我们单位在内务方面是按部队的要求管理的，对个人卫生要求比较高。
需要热水可以自己烧，澡堂旁边都有土灶。
不用担心找不到，我会安排人先带你们走一圈，熟悉熟悉环境。”
等所有人员到齐，育种中心召开一次行政会议。
陆志高在南繁，杂交水稻项目到了最后的技术总结阶段，他一时间还离不开，水稻育种基地就由林代替陆工来开会。
会议一开始，林鸿彬便严肃地道：“有几条规矩，新到的同志一定要记住。”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继续道：“第一，育种中心是生产单位，要始终坚持以技术为核心，以服务为导向的理念，行政部门的所有工作都必须围绕技术团队的需求展开......”
林鸿彬将在育种中心第一场行政会上，关于核心任务和工作要求，一字一句地复述给这些新到的同志听，生怕他们理解不到位。
紧接着，他又强调：“第二，育种中心是生产单位，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生产，我不希望在青云山看到这个斗争、那个斗争的。
在座的同志，有的受过委屈，有的挨过批评，可这都是过去的事情。
到了青云山，都是一条船上的人。谁要是想搞动作，拉帮结派，或者拿过去的事三道四，发现一个处理一个，绝不姑息！”
林鸿彬之所以如此严厉地强调这一点，这些人曾经遭受过错误批判，谁也无法保证他们心中没有芥蒂，或者不会想要利用曾经被对待的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
受害者变成伤害者，这在之前的斗争中经常出现。
提前把丑话在前面，既是警示，也能在真的发生问题时，有明确的处理依据。
或许是曾经的经历让他们变得更加谨慎，或许是刚到新环境还不熟悉，暂时没有心思搞其他事情，反正这批人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表现得还算规矩，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然而，新的问题很快又出现了--这批饶孩子就学问题。
如果是上初症高中的孩子，还好解决一些，因为学校有寄宿条件，孩子们可以在学校住宿，家长也能放心工作。
但学生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最近的石洋学不仅距离远，石谷村到学校也不通公路，如果从育种中心去石洋学那还挺费时间的。
如果让育种中心自己单独搞个学校，一来成本高，二来学生数量太少，根本不现实。
这个问题让林鸿彬颇为头疼，他思来想去，最终找到了正在负责盖房子的三个生产队长。
“我有个想法，把石洋学迁到育种中心来，你们觉得怎么样？” 林鸿彬开门见山地道。
话音刚落，一位陈姓生产队长便立刻皱起了眉头，出声反对：
“把石洋学迁到育种中心？那我们村里的娃上学不就跑远了？本来在家门口就能上学，多方便，现在迁走了，孩子们每要走那么远的路，太不方便了。”
石洋学就在陈姓生产队长家隔壁，对他来，学校迁走，影响最大。
林鸿彬早有预料，他不急不缓地解释道：
“你先别着急反对，听我把话完。如果学校迁过来，育种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住宿，孩子们不用每来回辛苦。
而且，我们育种中心食堂的菜可比你们家里的丰富多了，孩子们在这边吃饭，营养也能跟上。”林鸿彬试图用这些优厚的条件来诱惑他们。
“我们各家现在吃的不差，而且娃还这么，离开家住在学校里，我们做家长的也不放心啊。”
“这一点你们完全不用担心，”林鸿彬立刻接话，“我们会安排专门的人员负责照顾这些孩子，绝对会比你们这些糙汉们带的好。”
“而且，我们单位的这些技术员们也会抽空去上上课，他们曾经可都是大学老师哦。单靠我们村的这些民办老师可教不好娃的。”林鸿彬使出最后的杀手锏。
就算这几年没有高考了，但在村民的朴素的观念里，念好书是脱离“农业户口”困境最好的途径之一。
其实，林鸿彬还有个心思没透。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知青迟早是要离开青云山的。
等到知青们都走了，育种中心的农活，基本上还是要落在当地村民身上。
从长远来看，育种中心和村民们迟早要成为一家人，互相帮衬着，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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