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打垒”的严寒和“窝窝头”的粗糙，只是身体需要克服的第一道关卡。当建设的车轮真正开始滚动，更深层次、也更尖锐的矛盾，便开始在这片荒原上显现。其中最核心的，便是那看似完美无缺的苏联先进技术，与新中国一穷二白、极端落后的现实条件之间，那令人头疼的巨大差距。
阿廖莎和其他苏联专家带来的设计图纸，无疑是这个时代工业技术的结晶。厚厚的蓝图册，线条清晰精准，数据详尽周密，每一个螺栓、每一根管道、每一道工序都标注得清清楚楚，仿佛一座现代化工厂已经在这纸面上完美地运校林瀚章和李这样的技术员，如获至宝，日夜钻研，将其视为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
然而，当这些精美的图纸试图在鞍钢这片刚刚犁开的冻土上落地生根时，问题便层出不穷地暴露出来。
最大的问题出在设备上。图纸上要求使用的大型卷板机、高精度镗床、大吨位起重机……许多设备在国内根本不存在，或者全国也只有寥寥几台，正在更重要的项目上使用。苏联答应援助的设备还在遥远的运输途中，或者尚未生产出来。工地上现有的，大多是接收过来的日伪时期遗留的陈旧设备，或是从全国各地工厂拆解拼凑来的“万国牌”机器，精度差、吨位、故障率高。
这一，矛盾在一个关键工序上爆发了。
在新建的重型机加工车间基坑旁，一个数十吨重、用于安装大型龙门刨床的钢筋混凝土底座已经浇筑完成并养护好了。下一步，需要将它精准地吊装安放到基坑底部的预定位置。这是整个设备安装的基础，至关重要。
阿廖莎拿着图纸，皱着眉头，指着上面清晰的标注，对负责施工的王指挥和陪同翻译的林瀚章（他的汉语在这段时间稍有进步，但复杂技术问题仍需翻译）：
“这个基础，重量是四十五吨。按照设计要求，必须使用至少六十吨级的履带式起重机，单点起吊，一次性平稳就位。绝对不能倾斜、碰撞！精度要求很高！”
王指挥听着翻译，粗黑的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他大手一挥，指着工地上那台唯一像点样子的、却是日本昭和年间生产的、锈迹斑斑的老式蒸汽轨道起重机：“六十吨？你看咱这老伙计，最大起重量就二十五吨！还是烧煤的！上哪去弄六十吨的履带吊？”
那台老旧的蒸汽吊车，此刻正吭哧吭哧地冒着黑烟，像一个喘着粗气的老人，在进行一些辅助吊装作业，让它去吊四十五吨的重物，无异于方夜谭。
“那就必须等待！”阿廖莎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原则性，“等待合适的起重设备运来！否则，强行作业非常危险！不仅可能损坏基础，更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严重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
他的话语通过林瀚章的翻译，清晰而坚定。周围的几个中国技术人员，包括李，都暗自点头，觉得苏联专家得有道理，安全第一。
但王指挥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工期压得他喘不过气，上级几乎每一个电话询问进度，他恨不得一有二十五个时。让他停下来等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到的吊车？这简直是要他的命！
“等？等到什么时候？”王指挥的声音猛地拔高，带着战场上那种不容置疑的焦躁和火气，“等它个黄花菜都凉了？后面的工序全得停摆！整个工期都得延误！这个责任谁负？”
他猛地一跺脚，脚下的冻土发出沉闷的响声：“没有吊车，咱们就没办法了？老子就不信这个邪！咱们有的是人！人拉肩扛也要给它整下去！”
“人拉肩扛”这四个字，像炸弹一样扔了出来。现场顿时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用最原始的人力，加上撬杠、滚木、倒链（手动葫芦），去挪动一个四五十吨的庞然大物！其风险之大，效率之低，难以想象。
“不行！绝对不行！”阿廖莎的反应异常激烈，他脸都涨红了，挥舞着图纸，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变调，“王指挥！这是科学！不是拼命！四十五吨！不是四十五斤！人力无法精确控制！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对工程极端不负责任！”
他转向林瀚章，语速飞快，试图让他服王指挥：“林！你告诉他们！这有多么危险！精度根本无法保证！这会毁了整个基础！”
林瀚章夹在中间，感到无比的为难和压力。他完全理解阿廖莎的原则和担忧。他是技术员，他深知安全规范和科学施工的重要性，那种野蛮作业的方式，确实风险极高，而且很难达到安装精度要求。
但他也同样理解王指挥。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时间压力，像两座大山压在这位总指挥身上。全国的眼光都盯着这里，早一出铁，早一出钢，意义重大。等待，意味着不确定，意味着可能无法按时完成上级交付的“政治任务”。那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战时思维，在王指挥这代军人出身的干部身上，根深蒂固。
“王指挥，阿廖莎专家得有道理，”林瀚章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客观冷静，“四十五吨的重物，人力搬运风险确实太大，而且安装精度很难保证，一旦偏差过大，后续机床根本无法调试……”
他的话还没完，王指挥就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眼睛瞪得像铜铃：“风险大？打仗哪有不死饶？搞建设就能一点风险不冒？精度？先给我放下去！有点偏差再！到时候再想办法校正！现在卡在这里，整个工程都要停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顾虑太多！”
他又转向阿廖莎，虽然语言不通，但态度明确，他指着基坑，又指指周围那些围拢过来的、穿着臃肿棉衣、脸上带着茫然却随时准备听令而上的工人们，大声道：“设备！我们没有！但人！我们有的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阿廖莎看着那些在寒风中搓着手、显然缺乏重型设备操作经验的工人，又急又气，他不停地摇头，用俄语夹杂着生硬的汉语强调：“No! No! 危险！不可以！必须按科学！按图纸！”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王指挥脸色铁青，认为苏联专家死板教条，不顾中国实际困难；阿廖莎则觉得中方指挥员蛮干冲动，无视基本科学规律。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周围的工人们也都屏息看着，不知该如何是好。
林瀚章感到一阵无力。他知道双方都有各自的立场和道理，但这道理之间，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名为“国情”和“现实”的鸿沟。先进的图纸遇到了落后的设备，科学的规范遇到了紧迫的工期，外来的专家遇到了本土的指挥。
就在这时，他的目光瞥见石师傅不知何时也来到了现场外围。他并没有凑近，只是远远地站着，嘴里叼着旱烟袋，眯着眼睛，默默地打量着那个巨大的混凝土基础，又看看那台老旧的蒸汽吊车和周围的地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在计算着什么。
石师傅的沉默，与现场的激烈争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僵局，似乎无法打破。是坚持原则等待渺茫的设备？还是冒着巨大风险强行上马？
这图纸与现实的差距，成了横亘在建设道路上第一块坚硬的、必须啃下的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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