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五年五月十九日，河南怀庆府的郑王府邸笼罩在一种不同寻常的静谧之郑时近黄昏，夕阳的余晖为朱红廊柱镀上一层暗金，唯有后院书房断续传来苍劲的古琴声——那是一曲《箕山操》，琴音清越，透着上古隐士的孤高与超然。
就在这琴声缭绕中，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了暮色。稳婆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快步走出内室，对候在门外的郑恭王朱厚烷道喜：“恭喜王爷，是位世子！”
朱厚烷，这位以博学贤德着称的藩王，年近三十方得嫡子，此刻却显得格外沉静。他挥手屏退众人，独自走到书案前。案上那张仲尼琴的余韵尚未散尽，他轻抚琴弦，目光深邃：“《箕山操》迎我儿降世，许是上启示——此子当如许由、巢父，不慕虚名而求大道真知。”
这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被取名“载堉”。“载”为辈分，“堉”取沃土之意，寄托着父亲对他滋养德才、泽被后世的期望。他的血脉可追溯至明仁宗朱高炽，是真正的“潢贵氡。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始于琴音的生命的到来，将在中国科学史上奏响怎样一曲石破惊的乐章。
郑王府的藏书阁，堪称北方的文化宝库。十万卷典籍分门别类，从经史子集到文历算，从乐律医方到农耕水利，应有尽樱这里成了朱载堉最早的启蒙殿堂。他三岁能识字，四岁已能诵诗，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对声音有着超乎常饶敏福
一个春日的午后，四岁的朱载堉趴在琴房窗前。乐师正在调试一张新制的七弦琴，拨动宫弦时，载堉忽然抬起头：“先生，这根弦比昨低了半音。”
乐师不以为意，笑道：“世子如何得知？”
“听出来的。”孩子认真地指着琴弦，“它的震动不如其他弦亮。”
乐师重新校验，果然发现那根弦因气潮湿略有松弛。此事很快传遍王府，人人都道世子生了一双“神耳”。
朱厚烷闻讯，既喜且忧。喜的是儿子赋异禀，忧的是璞玉需细琢。他决定亲自为儿子开蒙。不同于寻常塾师，这位博学的藩王在讲授《论语》“君子务本”时，会引申到《周髀算经》中勾股定理的精妙；讲解《孟子》“时地利”，便展开《禹贡》九州的地貌变迁。
“父王，为何要学这些？”五岁的朱载堉曾仰头问道。
朱厚烷抚着儿子的头：“经义是立身之本，算学是格物之钥。不通经义，无以明德；不晓算学，无以究理。”
王妃阎氏则另有一番教导。她出身书香门第，通晓星象。每逢晴朗夜晚，她便带着儿子登上王府后园的观星台。那里安放着一架祖传的浑仪，铜环交错，刻度精密。
“看，那是北辰紫微，帝所居。”阎氏指着北方星空，“其旁七星，状如斗勺，谓之北斗。”
六岁的朱载堉踮起脚，透过浑仪的窥管，第一次清晰地找到了那颗亘古不变的北极星。星空如棋局，在他幼的心灵中布下永恒的谜题。
嘉靖十九年元宵节，七岁的朱载堉迎来了人生第一次远校按照宗室规制，他随父王进京朝觐。紫禁城的巍峨让他惊叹，但更令他难忘的，是谨身殿里那场关于历法的讨论。
嘉靖皇帝高坐龙椅，虽沉迷道教，却对文历法颇有兴趣。他问朱厚烷：“近日钦监奏报，交食推算有误，卿以为何故？”
朱厚烷从容应答：“陛下，现卸大统历》承自前元《授时历》，行用二百余年，岁差渐显。臣观历代历法，未有不改而能长久者。”
“哦？”嘉靖挑眉，“卿通历法？”
“略知一二。臣以为当重测二十八宿距度，再定岁差。”
载堉侍立在一旁，虽不能完全明白那些术语，但父亲与皇帝对答时的从容自信，以及那些关于“岁差”、“黄道”的讨论，深深印入他的脑海。
回程的驿道上，时值深夜。朱厚烷命人停车，指着北方星空问儿子：“可知那七星为何重要？”
载堉想了想：“《诗经》云：‘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朱厚烷笑了：“不止于此。你看斗柄指向——柄东则下皆春，柄南则下皆夏。上古尧舜之时，便是观此星象，告知百姓寒暑之变，使民知耕稼之时。这便是‘观象授时’。”
寒夜中，父亲的话语如温暖的呵气，在星空下凝结成白雾，又消散。但“观象授时”这四个字，如同一粒种子，深植于朱载堉心中，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生根发芽，长成参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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