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乌台诗案：生死浮沉
元丰二年（1079）四月，四十三岁的苏轼抵达湖州任所。此番知州之命，本是一次寻常的转迁，江南的暖风与太湖的烟波，似乎预示着一段恬静时光的开始。然而，命阅雷霆正在汴京的阴云中悄然酝酿。
按照规制，他撰写了《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一篇官样文章，但在忧愤与耿介的驱使下，他未能完全抑制胸中的块垒，写下了“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民”等语。这些文字，如同一束火把，瞬间点燃了早已堆积如山的干柴。在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新党激进派眼中，这位名满下、且曾直言批评新法的文坛领袖，其本身就是一种障碍。他们如获至宝，以此表为突破口，开始系统地搜罗苏轼的诗文，穿凿附会，罗织罪名。
一场以文字为罪证的政治迫害，就此拉开序幕。舒亶在奏章中指斥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并摘取其《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等诗中的句子，断章取义，指为讥讽青苗法、水利工程，甚至影射皇帝。李定更是在神宗面前直言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其罪“可废之明矣”。
七月二十八日， 历史应记住这个日子。御史台的悍吏皇甫僎，带着台卒，如鹰犬般疾驰至湖州，径直闯入州衙大堂。彼时苏轼正在处理公务，闻讯仓皇出迎，目睹官差气势汹汹，心知祸事临头。他一时失措，请求与家人诀别。
后堂之中，妻子王闰之（续弦，王弗的堂妹）已是泪如雨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她悲愤难抑，哭倒在地。全家老，惶恐万状，如临末日。苏轼心中惨然，此去汴京，吉凶未卜，或许便是永诀。他强作镇定，安抚家人，将家事托付于长子苏迈，随后便被押解出城。湖州百姓闻讯，无不惊骇叹息。
押解北上的路途，是苏轼人生中最漫长的煎熬。 船行至太湖，夜泊苍茫水面，四顾无援，悲愤与恐惧交织，他曾想过纵身一跃，了结此生，以摆脱这无尽的屈辱与可能的酷刑。然而，当他望向汴京的方向，想到弟弟苏辙，想到当年离京时与弟弟“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的约定，求死的念头被生生按捺了下去。他不能让自己的不明不白之死，给弟弟和家人带来更大的灾祸。这份手足之情，成了他穿越黑暗的第一缕微光。
抵达汴京后，苏轼被立即投入御史台监狱。 因台署院内多植柏树，上有乌鸦栖息，故称“乌台”，此案因而得名“乌台诗案”。在狱中的一百三十个日日夜夜，他受尽了审讯与诘难。狱吏的冷酷、环境的污秽、精神的折磨，无不侵蚀着他的意志。他曾与儿子苏迈约定，平日送食只送菜与肉，若有不测则送鱼。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出城借贷，便托一友人送饭，友人不知内情，特意烹鱼以飨。苏轼见鱼，以为大限已至，悲从中来，写下了两首绝命诗，托狱卒转交苏辙。其职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之句，情深意重，闻者无不鼻酸。
然而，转机也在暗中涌动。 苏轼的遭遇，震动了朝野。其弟苏辙上书神宗，愿纳还自身一切官爵为兄赎罪。退隐金陵的王安石，虽与苏轼政见不合，但亦惜其才，上书劝谏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此言分量极重。更为关键的是，病重的曹太后（仁宗皇后）在病榻前对神宗言及“仁宗皇帝以制科得轼兄弟，喜以为子孙得两宰相”，劝诫勿因诗文人罪。这些因素，都促使神宗皇帝心生宽宥之意。
漫长的审讯最终结案。 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岁末的寒风中，圣谕下达：苏轼被贬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实质上是一个被监管的罪官身份，但终究保住了性命。
走出乌台阴森的狱门，重见日，苏轼恍如隔世。他呼吸着凛冽而自由的空气，写下“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的诗句，那种劫后余生的复杂心绪，跃然纸上。这场大难，如同一次灵魂的淬火，彻底改变了他对政治、人生和艺术的看法。他带着一身伤痕与满心感悟，向着长江边的贬所黄州，踏上了新的旅程。在那里，一个更为深邃、旷达的苏东坡，即将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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