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的碧波载着漕船驶入江南东路的腹心——江宁府。六朝金粉之地，文气氤氲，却也门户森严。
穗安与妙善在此驻足，一面经营江宁分部，编织区域网络；一面将脚步更深地踏入府城之外的乡野阡陌。
借由当地支持者的引荐，穗安得以踏入一些相对开明的士绅府邸或雅集。
茶香氤氲间，她谨慎地抛出话题：言及清云商行以利养慈幼、济安之善举，提及女塾中聪慧女子、济安堂中干练女医的作为。
有老儒拍案而起：“荒谬！商贾末流，安敢言善？铜臭玷污圣贤之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抛头露面，成何体统！”
拂袖而去者亦有之。
亦有中年士绅捻须沉吟：“真人所述慈幼济世之举，确为仁心。然商贾之力，终非王道。女子或可习些医理女红持家，涉足商事、抛头行医，恐非良策。”
少数年轻士子或家中亦有才女的士绅，眼中闪过认同：“商通有无，若能惠及黎庶，亦合圣人之‘仁’。女子若真有其能，埋没闺阁，岂不可惜？清云女医活人无数，此非大善？”
虽不敢高声，却悄悄记下清云书铺地址，欲购其启蒙读物。
每一次交锋，无论激烈斥责还是温和质疑，都如磨刀石，砥砺着穗安的理念。
她开始更系统地提炼自己的思想核心：“工开物”以富国裕民是基础，“商养善”是可行路径，“男女并力”是释放被禁锢的力量。
她在辩论中引用的不再是空洞教条，而是清云实实在在的成果——慈幼院收容的孤儿、女塾学生的进步、济安堂救治的百姓、新农具带来的增产。
在江宁府下的乡间，她们看到清云推广的改良水车在灌溉田野，听到村妇们闲聊着女塾里女儿新识的字。
一位曾得济安堂女医救治的老农，对穗安千恩万谢：“要不是那位娘子大夫，老汉这条腿就废了，家里可咋活！”
这些最底层的回响，是“商养善”、“男女并济”最朴素的注脚，比任何高堂辩论都更有力。
离开江宁，溯赣江而上，进入江南西路，首站便是路治洪州府。
簇文风鼎盛，更因是周敦颐曾活动区域，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对“理”、“心性”、“纲常”更为敏感和热衷的气息。
洪州府学，一场由当地大儒主持的讲会。穗安受邀，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义利之辨”、“男女尊卑”、“格物穷理”。
白发大儒引经据典，痛陈“君子喻于义，人喻于利”，斥商贾为“蠹虫”，清云以商养善是以利乱义，混淆根本。
更严厉抨击牝鸡司晨，言女子行医经商、习武健体是阴阳颠倒，祸乱纲常。强调格物只为致知，而非开物逐利。
穗安从容应对，其言已非江宁时的试探，而是初具锋芒：
“民无粟米则饥，无布帛则寒。商通有无，使物尽其用，民得其利，此非大义乎？
清云取商贾之利，活孤幼之命，愈百姓之疾，兴女子之学，利在其中，义亦彰然！岂能因噎废食，空谈仁义而坐视民困？”
“生万物，各禀其性。女子亦是人子，有聪慧可读书，有仁心可行医，有勇毅可护道，有力行可持家兴业。
禁锢其才，如折鸟翼，非仁也，乃下之损！观清云女医，活人万千，其功其德，可逊于只知诵读《女诫》之人？”
“格竹七日，可明竹之理否？不如观匠人制器，知竹可成舟、成纸、成屋。理非悬空之物，必在百姓日用之郑明其理，制其器，利其生，富其国，方为真‘致知’。”
辩论激烈异常。穗安以清云实践为矛，以民生疾苦为盾，言辞犀利，逻辑清晰，数次令对手语塞，赢得部分年轻士子和旁听民众，尤其受惠于清云者的暗暗喝彩。
然而，理学根基深厚，纲常名教如铁幕，大儒们坚守祖宗成法、圣贤之道，斥其离经叛道、惑乱人心。
双方引经据典，谁也未能彻底服对方。互有胜负，思想阵地犬牙交错。
辩论的余波在洪州城内外扩散。
守旧者视穗安为洪水猛兽，告诫子弟远离清云书铺。开明者或受清云实惠者，则对其理念心生好奇甚至认同。
在乡间，新式农具的推广遇到了一些来自“读书人”家庭的阻力，但普通农户更看重实效。
穗安与妙善依旧深入底层。她们在洪州分部强化培训，特别强调在理学氛围浓厚的地区，济安堂、女塾、慈幼院更要做出无可指摘的成绩，用事实话。
同时，传播理念需更讲究策略，注重从解决实际困难入手，潜移默化。
江南东路温和或激烈的反馈，江南西路洪州府学那场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的交锋，如同烈火与寒冰的淬炼。
穗安的思想，在碰撞中愈发清晰、坚定、系统化，核心更凝聚。工开物、义利统一、男女并力、民为邦本，成为穗安思想不可动摇的四大支柱。
她不再回避与主流思想的冲突，敢于在理学重镇亮剑，以实践为武器，以民生为诉求，直指理学空谈心性、压抑人性、脱离实际的弊端。
洪州的交锋让她深知，撼动根深蒂固的思想绝非易事。理学如同初春的藤蔓，虽未成参大树，却已悄然蔓延。洪州，只是思想锋芒初试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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