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的渡口
大邱的雨季，仿佛没有尽头，连时间都被雨水泡得绵软、褪色。阿炫童年的红砖楼，楼梯扶手锈蚀如凝固的血痕。六岁那年，一场暴雨吞噬了妹妹，浑浊的水沟再无涟漪。母亲把悲恸生生咽下，化作一句淬毒的诅咒，狠狠钉进阿炫的生命里：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那枚钉子，从此深嵌。她学会了隐身：走路贴墙根，吃饭只夹眼前菜，将存在感压缩至无声无息。
十八岁前，唯有学校台是她喘息之地。黄昏的风卷起操场的旗帜，猎猎作响。她站在水泥围栏边缘，脚尖悬空，丈量着与解脱的距离。
“跳下去，就轻松了吧？”
可奶奶那双布满沟壑的手，曾笨拙地擦去她的泪痕，声音像干瘪的豆荚：
“再熬一熬，娃儿，明不定有烤红薯呢。”
于是，她熬着。白课堂，夜晚便利店的冷光，凌晨两点路灯下背英语单词的剪影——只因听“外面的世界讲英语”。烤红薯的温热幻想，是暗夜里唯一的光点。
十九岁，她攥着那张写着“艺术类可申请奖学金”的贫困生表格，挤进了汉城一所学费最廉的私立大学，主修戏剧电影。无关梦想，只为生存。
第一次站在舞台中央，滚烫的灯光如瀑倾泻，台下是无边的黑暗。那一刻，胸腔里传来陌生的轰鸣——原来“被看见”的感觉，如此震耳欲聋。
然而现实没有追光。大二，奶奶中风倒下，父亲再婚，母亲远走釜山。生活的脐带骤然断裂。她钻进地下酒吧的霓虹，踩着爵士乐的鼓点，一时两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00元）。汗水浸透廉价演出服，脚踝在重复的旋转中肿成馒头。
2000年3月，校园公告栏一角，一张印着陌生方块字的中文海报闯入眼帘：“招募赴台拍摄偶像剧，需韩语流利、能吃苦。”
海报上的繁体字，她一个也认不全。但那句“能吃苦”像磁石。她几乎是扑上去，撕下了那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
面试那，她套上跳蚤市场淘来的唯一正装——黑西装，袖口磨得发亮，如同她磨损的青春。监制问：“为什么想去台湾？”
她用磕绊的英语，凿开一条生路：“because I need to leave.”
2000年9月15日，桃园机场笼罩在细密的雨幕郑她推着一只20寸的旧行李箱，里面塞满了速食泡面、几罐辣泡菜，还有一本翻得卷边的拼音注音对照表。
来接机的制片助理热情地喊：“阿炫！”
她怔忡两秒才反应过来——那是报名表上随手写下的“艺名”。一个崭新的代号，一个剥离过去的符号。
高雄片场，中文剧本如同书。“我很想你”四个字，标注着“o hen xiang ni”。她对着镜子，一遍遍拗着僵硬的舌头，练到凌晨三点，唇角干裂。
拍摄第三周，她被悬吊在两层楼高的钢丝上。风掠过，身体如秋千晃荡。导演一声“卡”，钢丝松脱，她直直坠入保护用的保丽龙箱。尾椎骨裂开细缝。
深夜十一点，她扶着冰凉的墙壁，挪进街角的7-11买冰敷。收银员递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关东煮，汤头清澈。
“妹妹，加油喔。” 陌生的方言，陌生的善意。
那声“妹妹”，让她瞬间溃堤，在便利店门口蹲下，哭得像当年那个无助的女孩。
2000年10月31日，《恋香》杀青宴。她缩在角落，穿着借来的不合身礼服。第一口啤酒滑入喉咙，辛辣翻涌，她慌忙吐回杯知—怕醉后失态，怕眼泪决堤。
制片人端着酒杯走来：“明年要不要去北京？那边机会更多。”
“机会”二字于她尚模糊，但“更多钱”的意思，却像灯塔穿透迷雾，瞬间点亮了她的眼。
**8. “氧气美女”与指指点点**
11月，剧组散场。她独自留在台北。白跑通告，夜晚在师大夜市人流中穿梭，分发印有自己泳装照的传单，标题刺眼：“韩国氧气美女”。
路饶窃窃私语如针扎：
“就是她，拍限制级的那个。”
她将帽檐狠狠压下，手指在口袋里死死掐进掌心，留下月牙形的白痕。
2000年12月24日，平安夜。捷原水线的最后一班车，载着她穿梭于寂静。车厢空荡如漂泊的孤岛，窗外流光溢彩的灯火，是划过的流星。
手机屏幕亮起，一个未接来电——母亲。三年来第一次。她没有回拨，只是将冰冷的机身紧紧贴在胸口，仿佛能汲取一丝虚幻的暖意。
列车在黑暗中疾驰，广播用四种语言报站，编织着异乡的疏离。恍惚间，奶奶那关于“烤红薯”的絮语，再次穿透岁月，轻轻落在耳边。
她把滚烫的额头抵上冰凉的窗玻璃，对着窗中那个模糊的影子，也对着无尽的前路，低语如咒，亦是承诺：
“阿炫，再熬一熬。”
——故事定格于此。2000年的风，依旧凛冽如刀，但地平线的尽头，已隐隐透出灰白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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