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哇的雨季刚过，红土地上冒出层新绿。总督府旁的空地上，三间竹骨茅顶的屋子格外惹眼——这是新盖的南洋学堂，竹墙上糊着桐油纸，挡雨又透光，门口挂着块木匾，“启蒙堂”三个字是王敬之亲笔写的，笔锋虽不似名家，却透着股认真劲儿。
开学这，老秀才周明远穿着浆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站在学堂门口，看着孩子们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往里走。打头的是移民子弟，背着母亲缝的布书包，里面装着粗纸订的本子；后面跟着几个当地孩子，赤着脚，手里攥着用椰壳做的笔，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屋里的泥板书。
“都坐好，”周明远清了清嗓子，将戒尺轻轻放在讲台上，“今日第一课，学《三字经》。”他拿起毛笔，在黑板上写下“人之初，性本善”六个字，笔画工整，像田里刚插的秧苗。
移民子弟们跟着念，声音脆生生的：“人之初，性本善……”当地孩子愣了愣，跟着模仿，发音带着浓重的口音，“银之粗，信本扇……”引得哄堂大笑。周明远没恼，笑着让移民孩子放慢语速，一个字一个字地教。
“‘人’，就是我们；‘初’，就是刚生下来的时候……”周明远指着字，用最浅显的话解释，“不管是穿布褂的，还是戴花环的，刚生下来的心都是好的，就像这南洋的水，清清爽爽。”
坐在后排的阿明偷偷拽了拽同桌卡隆的衣角。阿明是福建移民的孩子，卡隆是爪哇酋长的儿子，两人昨还在甘蔗地边抢过一个熟芒果，今却成了同桌。卡隆的汉字写得歪歪扭扭，像爬动的虫子，阿明就用手指蘸着水，在他手心写“善”字，教他“横、竖、点”的顺序。
学堂的课程很实在。上午学《三字经》《千字文》，下午学算学和珠算。周明远带来的算盘是檀木做的，珠子“噼啪”响，当地孩子觉得新鲜，下课了还围着拨弄。“这叫算盘，”周明远演示着，“一加一等于二，就像一颗芒果加一颗芒果，是两颗。”
卡隆的父亲来看过两次，见儿子跟着念“三才者，地人”，还能用算盘算出三筐胡椒换多少棉布，高忻给学堂送了两筐椰子。“以前我们计数用绳结，”他对王敬之，“现在孩子会用这珠子算数，以后去市集做买卖，再也不会被骗了。”
有个叫阿珠的当地女孩，扎着满头辫，学汉字学得最快。周明远教“水”字，她就指着窗外的河水点头；教“火”字，她就比划着灶台的火苗。有周明远让写“家”字，她画了个竹屋，里面有爸爸、妈妈和弟弟，旁边还画了头水牛，引得先生直夸“这字比写的还好”。
学堂里的课本都是周明远亲手抄的。纸不够，就用树皮纸代替；墨不够，就用炭黑混合树胶自制。他的手指总沾着墨痕，袖口磨出了破洞，却每不亮就起来备课，在油灯下琢磨怎么把“五谷不分”讲成孩子们懂的“稻、黍、稷、麦、菽就是米饭、米、高粱、麦子、豆子”。
移民子弟阿福总忘字，周明远就带他去田埂上认“禾”“苗”；当地孩子不懂“孝”，周明远就讲“父母给你摘芒果，你要想着给父母留一个”。渐渐地，孩子们不仅认得字，还懂了字里的道理——移民孩子知道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当地孩子明白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放暑假那，学堂要考算学。题目是“三斤胡椒换一尺布，十五斤胡椒能换多少布”，孩子们都低着头拨算盘。阿明算得最快，举着手喊“五尺”；卡隆慢了些，却也算出了答案，两人相视一笑，眼里早没了抢芒果时的别扭。
周明远看着他们，突然觉得这南洋的风，吹得比老家还亲牵他想起临行前，妻子塞给他的那包故乡的泥土，现在看来，或许不用埋进地里——这些孩子的笑声、读书声，早把他乡变成了故乡。
王敬之送来新做的课桌椅，是用当地的硬木做的，比竹凳稳当多了。“周先生，”他指着窗外，“村里又有十几户想送孩子来上学，我打算再盖两间学堂。”
周明远望着远处的甘蔗地，孩子们正背着书包往家走，移民孩子和当地孩子手拉手，嘴里哼着“人之初，性本善”，调子混着南洋的蝉鸣，竟格外动听。他笑着点头：“好啊，我再抄些课本，争取让每个孩子都能认字、算数。”
傍晚的霞光洒在学堂的竹墙上，将“启蒙堂”三个字染成了金红色。周明远收拾着教具，发现阿珠偷偷放在讲台上的野菊花，插在个椰壳笔筒里，开得正艳。他拿起那本用树皮纸订的《三字经》，指尖划过孩子们歪歪扭扭的批注，突然觉得，这些字就像种子，撒在南洋的红土地上，迟早会长出一片新绿。
或许用不了多久，这些孩子会成为商站的账房，会成为互通有无的翻译，会成为修桥铺路的工匠。而他们嘴里念的“人之初，性本善”，会像南洋的雨水，悄悄滋润着这片土地，让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都融在一句句朗朗的读书声里，变得亲如一家。
学堂的灯亮了，周明远又开始抄课本。油灯的光晕里，他的影子映在竹墙上，像株扎下根的老树，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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