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秋，洛阳白马寺的银杏树下，落叶铺成金色的地毯。寺内正在举邪三教祈福法会”，香烟缭绕中，佛教的梵音、道教的咒诀与儒家的诵书声交织在一起，数百名百姓围坐在庭院里，或合十跪拜，或屏息聆听——这幅三教共融的景象，让年过八旬的赵烈拄着拐杖驻足良久，手里的《五代宗教记》手稿，笔尖在“乱世宗教”四字上反复摩挲，思绪飘回了战火纷飞的五代岁月。
“赵公，您可是来晚了！”白马寺方丈智圆法师快步走来，袈裟上沾着银杏叶。他是后周显德年间剃度的僧人，亲历过柴荣“灭佛”事件，如今已是洛阳佛教界的领袖，因敬重赵烈见证五代变迁，特意邀他来参加法会。“今日不仅有佛门弟子，还有楼观台的王道长、国子监的周老儒，正好与您聊聊五代的三教往事。”
赵烈笑着点头，随智圆走进大殿。殿内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像，两侧却挂着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匾额与道教“道法自然”的条幅，这种布置在五代初年是绝无仅有的。“这般陈设，在柴荣陛下灭佛时，怕是想都不敢想。”赵烈感叹道。
智圆法师叹了口气，指着佛像底座：“这佛像的莲花座，是用当年被熔铸的佛像残片拼的。显德二年（955年），世宗陛下下令灭佛，全国三万多座寺庙只留两千座，俺们白马寺也被拆了一半，佛像熔了铸钱。那时俺还是沙弥，躲在柴房里，看着师兄们把佛经藏在墙缝里，才保住这些典籍。”
赵烈想起当年的场景——他奉柴荣之命，协助整顿佛教，曾特意嘱咐士兵“只拆无僧无经的废寺，有技艺的僧人要留下”。那时白马寺有个叫慧能的僧人，擅长医术，曾用草药治好过不少士兵，赵烈便以“随军医僧”为由，保下了他。“慧能大师如今可好？”
“前年圆寂了。”智圆法师语气带着怀念，“他临终前还，多亏赵公当年相护，才能用医术救更多人。也正是从那时起，俺们佛门才明白，乱世里光靠念经不行，得有真本事，能帮百姓解决疾苦，才能留住香火。”
正着，一个穿着青色道袍的老者走来，手里握着一把拂尘——正是楼观台的王道长。他与智圆法师是旧识，两人常一起为百姓祈福。“赵公还记得后唐成年间，在晋阳见过的‘三教共祭’吗？”王道长笑着问道，“那时李嗣源陛下求雨，让儒士读《礼记》，僧人念《祈雨经》，道士做法事，最后还真下了雨，百姓都‘三教齐心，必佑之’。”
赵烈当然记得——那是后唐成三年（928年），晋阳大旱，百姓颗粒无收。李嗣源采纳赵烈的建议，让三教人士共同祈雨，没想到真的缓解了旱情。“那是我第一次见三教真正合作。”赵烈回忆道，“之前后梁时，朱温崇佛抑道，后唐李存勖又宠信道士，三教总互相排挤，直到明宗陛下（李嗣源）时，才慢慢放下成见。”
王道长接过话头，起道教在五代的变迁：“后唐时，明宗陛下在楼观台修了‘三清殿’，让道士讲《道德经》；后晋石敬瑭虽依附契丹，却也没打压道教，还让道士为百姓治病。最难得的是后周，世宗陛下虽灭佛，却对道教网开一面，因为道士能炼丹、懂历法，能帮朝廷做事。”他指着殿外的“观星台”，“那就是显德年间修的，道士们用它观测象，制定农时，帮百姓种庄稼，这才保住晾教的香火。”
三人走到庭院，正遇上国子监的周老儒。他手里捧着一卷《论语》，正给百姓讲解“仁者爱人”。周老儒是后汉乾佑年间的进士，曾在战乱中带着经书逃亡，如今在洛阳开馆授徒，主张“三教互补”。“赵公来得正好！”周老儒放下经书，“方才还在跟百姓，五代时若不是三教互相帮衬，百姓早活不下去了。后汉乾佑二年（949年）晋阳瘟疫，儒士施粥，僧人念经驱疫，道士熬药，缺了哪一个都不校”
赵烈想起那段往事——他当时任后汉镇国将军，亲眼见周老儒带着弟子在街头施粥，智圆法师的师父慧能大师熬制“防疫汤”，王道长的师兄则用艾草熏屋，三者配合，才控制住瘟疫。“是啊，乱世里，三教的界限没那么分明了。”赵烈指着一个正在跪拜的老妇，“她既拜佛祖，又拜老君，还念着‘孔圣人保佑’，在百姓心里，能救他们的，就是好教。”
法会开始后，智圆法师先念硕金刚经》，祈求下太平；王道长接着做法事，用桃木剑“驱邪”，实则是为百姓跳驱病的舞蹈；最后周老儒诵读《论语》中的“为政以德”，劝诫百姓向善。百姓们听得格外认真，有的跟着念诵，有的磕头祈福，没有丝毫违和福
赵烈注意到，人群中有个年轻书生，手里捧着《花间集》，却也跟着僧人念诵佛经。“你既爱诗词，为何还信佛？”赵烈问道。
书生愣了一下，笑着答道：“我祖父是南唐的文人，宋灭南唐后，他带着我逃到洛阳，常‘词能抒情，佛能安心’。乱世里，心里不安，读再多诗词也没用，得靠佛法稳住心神，才能好好读书。”
赵烈点点头——这正是五代三教融合的关键：儒家给人伦理，道教给人慰藉，佛教给人安心，三者互补，才能让百姓在乱世中活下去。他在手稿上写下：“五代三教，非互斥而互融。儒讲忠孝，立人伦之基；道讲自然，解身心之苦；佛讲慈悲，安乱世之心。百姓不分教派，唯求救苦；士人不拘门户，唯求心安。此乃乱世宗教之特色，亦为中华文化之韧性。”
法会结束后，智圆法师、王道长与周老儒邀赵烈到禅房坐。桌上摆着素食与清茶，三人谈起五代三教的未来。“如今大宋一统，三教该如何发展？”智圆法师问道。
周老儒放下茶杯：“我认为该以儒为本，道佛为辅。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下’，能帮朝廷稳定下；道佛能安抚民心，二者结合，才能长治久安。”
王道长则认为：“道佛更贴近百姓，比如道教的养生、佛教的因果，百姓更容易接受。朝廷若能支持三教共同发展，百姓才能真正安居乐业。”
赵烈看着三人争论，想起柴荣当年的做法——虽灭佛，却保留有用的僧人；虽重儒，却也不打压道佛。“老夫觉得，不管以谁为本，关键是‘利民’。”赵烈道，“五代时，三教能融合，就是因为都在帮百姓；若将来脱离百姓，再高深的教义，也没用。”
三人闻言，都点头称是。智圆法师感慨道：“赵公得对！俺们出家人，若不能帮百姓，还不如还俗种地。”
离开白马寺时，夕阳已西斜。赵烈拄着拐杖，走在银杏树下，落叶在他脚边打转。他想起后梁时朱温大兴佛教，却因贪腐导致寺庙成了藏污纳垢之地；后唐李存勖宠信道士，却因道士炼丹误国；后汉刘知远崇儒，却因苛政让儒家失去民心——直到后周，才真正做到“三教为我所用，皆为利民”。
回到住处后，赵烈将今日的见闻整理进《五代秘史·文化篇》，在“宗教融合”章节写下一段批注：“五代之乱，礼崩乐坏，然三教未亡，反因融合而兴。儒家承典籍之重，道教传养生之术，佛教授安心之法，三者于乱世中互补，于百姓中扎根。智圆之慈悲，王道长之济世，周老儒之坚守，皆为三教融合之典范。盖因宗教之魂，不在庙堂之高，而在江湖之远；不在教义之深，而在利民之实。五代三教融合，非偶然之幸，实为乱世倒逼之必然，亦为中华文化兼容并蓄之明证。”
批注写完，赵烈将手稿与当年柴荣颁发的“宗教整顿令”放在一起。那道令上，柴荣亲笔写着“诸教皆为治世之助，勿分高下，唯以利民为要”，与赵烈今日的感悟不谋而合。
窗外，洛阳的夜色渐浓，远处传来白马寺的钟声，清脆而悠扬。赵烈知道，五代的战火虽已熄灭，但三教融合的精神会永远流传下去——它不仅是乱世的产物，更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会在大宋的和平岁月里，继续滋养着百姓，支撑着这个新生的王朝。
而此时的白马寺，智圆法师正与弟子们整理佛经，将五代时藏在墙缝里的典籍一一修复；楼观台，王道长在给年轻道士讲解《道德经》，还加入了儒家的“孝”道；洛阳的私塾里，周老儒在教学生读《论语》，也会偶尔提起佛教的“因果报应”——三教的融合，早已融入了洛阳的烟火气，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五代留给北宋最温暖的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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