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大宋旧制。
枢密院是掌全国军事决策、调兵权、指挥权，是中央最高军事行政与指挥机构。
可直接参与军事决策和执行全流程，是“能调动、能指挥”的实权机构。
大宋推邪重文轻武”，认为文官无兵权野心，可放心掌军权。
通过“二府制”将中书省（掌行政）与枢密院（掌军事）地位平等，互不统属，且都对皇帝负责，以此来避免“相权加军权”的权臣风险。
但即使如此，枢密院也并非独大，它有调兵权，却无统兵权。
军队日常管理由三衙负责，形成了“枢密院调兵、三衙统兵、将帅临时领兵”的三角制衡。
例如，靖康元年金兵南下。
枢密院根据军情，制定调兵防御计划；
计划经皇帝批准后，枢密院下发“调兵符”给三衙（殿前司等）；
三衙根据调兵符，派遣军队至黄河防线；
宋钦宗任命步军都指挥使何灌为临时将领，率兵驻守在南岸的滑州，加固南岸防线，随时准备支援北岸。
战争结束后，将领交回兵权，军队归三衙管理，调兵符回收枢密院。
但这样，会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军队战斗力低下。
何灌在大宋也算名将，结果防守黄河防线时，北岸梁方平的溃败来得太快、太突然，溃兵争抢渡河南逃，河上的桥梁被挤断，无数士兵落水淹死。
何灌的部队在南岸目睹了北岸的惨状，军心瞬间崩溃，“余众皆溃”。
何灌虽然是一位有经验的老将（曾与童贯北伐，后在抗金战斗中表现英勇），但在此情况下，他也无法控制住局面，部队一哄而散。
何灌本人一路南撤，后来力战殉国。
不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兵，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到令行禁止，更别普通将领。
崇祯改组枢密院，便是为了让将领练兵领兵，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如今崇祯皇帝要废三衙，以武将执掌枢密院，若是再将旧枢密院的所有权力，包括调兵权，都赋予新枢密院。
那岂不是要让武将拥有宋太祖赵匡胤那样的权力，对皇权构成巨大威胁？
崇祯自然不会那么傻。
那如何解决呢？
其实很简单，照搬朱元璋明朝的操作就校
将枢密院的调兵权分给兵部，只保留统兵权和练兵权。
当然这些话，崇祯不用自己开口，自会有人代为提出。
“为防止权力过于集中，臣建议将枢密院的调兵权，转予兵部！”
李纲的声音在大殿中回响，清晰而有力：“枢密院将主管军籍管理和军队训练，确保我大宋之兵马精锐强悍，而兵部，将负责调兵遣将、武官任免以及颁布军事政令！”
“至于军队的最终指挥权，则归陛下御笔亲裁，由陛下亲自‘派将’领兵！”
李纲继续解释道：“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三权分立、相互牵制的局面：枢密院有兵，但不能擅自调动；兵部有调令，却无直接统帅之兵；而将领，则需皇帝任命、兵部调令、再由枢密院发兵，方能领兵作战！此三者互相制衡，环环相扣，彻底杜绝了武将专权或文官擅兵的可能！”
李纲的阐述，逻辑清晰，滴水不漏，将崇祯皇帝的意图解释得淋漓尽致：
既要发挥武将的军事才能，又要严防其坐大，威胁皇权。
“李卿所奏，甚合朕心！”
崇祯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改组后的枢密院，类似于大明初期之‘五军都督府’。
其内聚集一群能征善战的将领，负责训练与管理兵马。
对外战争时，由皇帝与将领直接讨论战事，任命主将，而后走兵部调兵之程序，最后由枢密院下辖军队配合发兵。
这既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又能确保兵权牢牢掌握在皇权手中！
这番改革，不仅是对军制的革新，更是对皇权的巩固。
朝堂上，原本的窃窃私语渐渐平息。
文官们面面相觑，虽然仍有不甘，但李纲的解释，尤其是“三权分立”的制衡之，让他们找不到可以反驳的漏洞。
若是反对，以什么理由反对？
我文官必须染指兵权？
必须力压武将？
如同下大乱，还得靠这群臭丘八保家卫国，岂能得罪死了？
崇祯皇帝目光如炬，扫视着下方，见无人反对，笑道：“此番李相国推荐的军制改革，事关大宋百年基业，非同可，朕决意推行此新制，以振我大宋军威！枢密院及兵部，务必依照此新制，各司其职，精诚协作，为我大宋开创万世太平！”
“臣等遵旨！”百官齐声应和，声音在殿内久久回荡。
一场改变大宋命阅军制改革，在金陵朝堂上，正式拉开了序幕。
枢密院改制后，崇祯又顺势着手地方军政革新。
以前大宋各地地方军制混乱不堪，的番号林立。
如刘延庆的镇海军节度使，韩世忠为武胜军节度使，刘光世为宁武军节度使.......
将领们习惯于只效忠于自己的“军”，而非大宋的皇帝，这种私兵化的倾向，极易导致军阀割据，地方割据，成为皇权稳固和国家统一的巨大隐患。
靖康之耻前，各地军队各自为战，便是这种弊赌血淋淋写照。
崇祯皇帝对此深恶痛绝，雷厉风行地废除了这些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军”番号。
取而代之的，是以行省区域命名的军队建制。
他将王彦任命为河北军节度使，刘光世为山东军节度使，韩世忠为南京京营节度使，宗泽为东京京营节度使等。
这一改动看似只是名称的变化，实则蕴含着深远的意义：
它旨在打破将领对个人私兵的掌控，将军队的效忠对象从某个将领或某个番号，直接转化为对国家区域的责任，最终统一于中央朝廷。
在新制下，节度使的权力被重新定义。
他们掌管一省之兵权，其秩品为正二品实权，地位与明朝的总兵相当。
这种设计，既赋予霖方最高军事长官足够的统兵练兵之权，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边患和内部动荡，又避免了其拥有过大的行政权力。
崇祯深谙“兵权在手”可能带来的隐患。
为了防止节度使拥兵自重，形成新的地方军阀，朝廷保留了对其进行调任到其他行省的权力，但明确规定不会频繁调任。
这种策略旨在建立一种平衡：给予将领稳定感，使其能够安心练兵守土，同时又留有中央的制约之手，确保其始终在皇权的有效管控之下。
此外，崇祯皇帝还为这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将领设计了清晰的晋升通道。
立下赫赫战功的节度使，可以进入中央枢密院，担任枢密副使，再进一步则可晋升为枢密使。
或加武官的最高荣誉，加封正一品太尉虚衔。
这不仅提供了上升空间，激励将领奋勇杀敌，更重要的是，它将地方的军事精英吸纳到中央权力核心，从体制内部进行分流和整合，进一步削弱地方军阀形成的土壤。
崇祯皇帝的这些改革，并非他刻意去“搬运”明朝的制度，而是基于对大宋官制痼疾的深刻洞察。
宋朝的官制体系，在承平时期或许能有效防范武将专权，但在外患深重的乱世，其弊端便暴露无遗。
冗官、冗兵、冗费，效率低下，军力羸弱。
而明朝的制度，历经宋元数百年的探索与演进，无疑更加先进与实用。
崇祯深知，在国家危亡之际，实用主义才是王道。
他尽可能保留了宋朝原有的官职名称，以避免因全面改制而引起的百官不适、人心浮动，从而耽误宝贵的改革时机。
崇祯通过对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雷霆改革，以及对地方军政体系的重塑，使得大宋朝廷的行政运行变得更加快捷有效，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显着提升。
这一系列深刻的变革，为大宋的未来奠定了新的基础。
史称“南方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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