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曹操“揽申、商之法术”，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很大，不官不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
南北朝时期，统一北方的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政治上推崇法家。
博士公孙表献上《韩非子》一书，劝他用法制管理臣下。
他对韩非的集权思想非常赞赏。
儒外法里
隋唐时期法家继续发展，唐朝的科举中也设有法家科目。
宋朝时期，儒家全面上位。
在后来的历史中，偏好法家理念治国的人还有诸葛亮、隋炀帝杨广、王安石、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张居正、清圣祖玄烨、清世宗胤禛等。
但大部份获得好评的帝王都是兼擅采用法儒二家理念治国者，如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等。
可见，法家的脉搏仍然存在，法家在许多重要历史时刻都顽强地表现了自己，如诸葛亮治蜀、永贞革新、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时期，使历史一次次向前迈进。
近代新法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奄奄一息的清朝在西方文明的入侵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方的失败和日俄战争日方的胜利大大加强了国人全盘西化的决心。
西方政治经济理念几乎被生吞活剥的引入。
这时的中国学者，如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麦孟华等发现，相对于西方的法治，近代的中国也有过主张法治的思想，那就是法家。
在晚清的特定时势与学术背景之下，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等“新法家”，他们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出“新法治主义”。
这一开新，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意义。
民国时期，对法家思想复兴贡献最大的是陈启，他甚至将韩非子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并列，认为韩非子对中国古典政治学的贡献有如亚氏对西方政治学的贡献。
他在《先秦法家的国家论》一文中也提到了“新法家”概念，他：“近代中国已进入世界的新战国时代，似有产生新法家的必要。”
陈启还着佣商鞅评传》、《韩非子校释》、《张居正评传》、《中国法家概论》等着作。
管仲
（公元前719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政治人物。
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人，周穆王的后代。
管仲是中国古代着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被誉为“圣人之师”和“华夏文明的保护者”。
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失败，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成为齐国上卿（即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所以又“管夷吾举于士”。
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并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国性服务业供奉为保护神。
姬侨
（–公元前522年），姬姓，公孙氏，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号成子，人们又称他为公孙侨、郑子产，郑国贵族，郑国国都人。
他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公孙侨、郑子产。
他自郑简公时（前554）被立为卿，公元前543年到522年执掌郑国国政，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政治家。
子产没有着述传世，他的言行事迹，主要载于《左传》、《史记》等书籍。
子产的在法律上所做出的贡献主要有铸“刑书”，公布成文法。
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把自己所制定的刑书铸在鼎器上，开创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
提出“以宽服民”、“以猛服民”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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