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朱荣率军到了河内，又派王相秘密前往洛阳，迎接长乐王元子攸。夏，四月丙申日，元子攸和哥哥彭城王元劭、弟弟霸城公元子正，偷偷从高渚渡过黄河。丁酉日，他们在河阳与尔朱荣会合，将士们见了都高呼万岁。戊戌日，大军渡过黄河，元子攸就登上了皇位，封元劭为无上王，元子正为始平王；任命尔朱荣为侍症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还兼领左右卫，封他为太原王。
郑先护向来和元子攸（敬宗）关系很好，听元子攸即位，就和郑季明打开城门迎接他们进城。李神轨带兵到了河桥，听北中城已经失守，马上就逃回去了；费穆则扔下自己的军队，抢先向尔朱荣投降。徐纥假传圣旨，趁夜打开宫殿大门，从骅骝厩牵出十匹御马，往东逃向兖州，郑俨也跑回了老家。太后把肃宗的后宫妃嫔们都召集起来，让她们都出家做尼姑，太后自己也剃光头发当了尼姑。尔朱荣召集百官来迎接新皇帝的车驾。己亥日，百官带着玉玺印绶，准备好皇帝出行的仪仗，到河桥迎接敬宗。庚子日，尔朱荣派骑兵抓住太后和皇帝，把他们送到河阴。太后见到尔朱荣，了很多话想为自己辩解，尔朱荣不耐烦地一甩袖子站起来，直接把太后和皇帝扔进了黄河。
费穆偷偷劝尔朱荣：“您的兵马还不到一万人，这次一路长驱直入到洛阳，前面没遇到什么抵抗，既没有打胜仗的威风，大家心里本来就不太服您。京城人口众多，百官声势浩大，他们要是知道您的实际实力，可能会轻视您、欺负您。要是不大肆进行诛杀惩罚，重新扶植自己的亲信党羽，恐怕您回北方的时候，还没翻过太行山，朝廷内部就会发生变故。”尔朱荣觉得他得有道理，就对自己的亲信慕容绍宗：“洛阳城里的人多，骄奢淫逸已经成了风气，如果不加以整治，以后很难控制。我想趁着百官出来迎接的时候，把他们都杀了，你觉得咋样？”慕容绍宗：“太后荒淫无道，她宠信的人把持权力，把下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您才兴起义兵来清理朝廷。现在无缘无故地杀害这么多官员，不管忠奸都不放过，恐怕会让下人失望，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啊。”尔朱荣不听，就请皇帝沿着黄河往西到淘渚，把百官带到行宫西北，要祭。百官到齐后，他让胡人骑兵把他们包围起来，责备他们下大乱、肃宗突然驾崩，都是因为这些朝廷官员贪婪暴虐，不能好好辅佐皇帝。完就纵容士兵动手杀他们，从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元略以下，一共死了两千多人。前黄门郎王遵业兄弟正在为父亲守丧，他们的母亲是敬宗的姨母，两人一起出来迎接，结果都被杀死。王遵业是王慧龙的孙子，他才思敏捷，学问也不错，当时的人都惋惜他的才华，却又批评他太浮躁。有一百多个朝廷官员来晚了，尔朱荣又让胡人骑兵把他们围住，下令：“谁能写禅让的文书，就免他一死。”侍御史赵元则站出来应募，于是就叫他写。尔朱荣又让自己的士兵高呼：“元氏已经灭亡，尔朱氏兴起。”士兵们都跟着喊万岁。尔朱荣又派几十个人拔刀冲向行宫，皇帝和无上王元劭、始平公元子正都走出营帐。尔朱荣事先派并州人郭罗刹、西部高车人叱列杀鬼守在皇帝身边，假装护卫，把皇帝抱进营帐，其他人就趁机杀了元劭和元子正，又派几十个人把皇帝转移到河桥，安置在营帐里。
皇帝又忧愁又气愤，却没有办法，只好派人向尔朱荣传达旨意：“改朝换代，兴衰交替，这都是常有的事。现在下分崩离析，将军您奋发起兵，势不可挡，这是意，不是人力能左右的。我本来来投奔您，就是想保住性命，哪敢妄想皇位！是将军您逼我到了这个地步。如果命真的归您，将军您就应该马上称帝；要是您推辞不接受，想保存魏国的江山社稷，那就应该另外挑选皇室中贤能的人来辅佐他。”当时都督高欢劝尔朱荣称帝，身边的人大多也赞同，尔朱荣犹豫不决。贺拔岳进言：“将军您最先发起义兵，目的是铲除奸佞叛逆，大功劳还没建立，就突然有称帝的想法，这只会招来灾祸，看不到什么好处。”尔朱荣就自己用金子铸像，一共铸了四次，都没成功。功曹参军燕郡人刘灵助擅长占卜，尔朱荣很信任他，刘灵助从时和人事来看，现在还不适合称帝。尔朱荣：“要是我称帝不吉利，那就迎立元穆当皇帝。”刘灵助：“元穆也不吉利，只有长乐王才有命。”尔朱荣听了之后精神恍惚，自己都有点控制不住情绪。过了好久才清醒过来，非常愧疚后悔地：“我犯了这么大的错，只能以死向朝廷谢罪。”贺拔岳请求杀了高欢来向下谢罪，身边的人都：“高欢虽然愚笨粗心，话不考虑后果，但现在下事情多，还需要依靠武将，就饶了他，看他以后的表现吧。”尔朱荣这才作罢。夜里四更，尔朱荣又把皇帝接回自己这边，对着马头磕头，请求皇帝赐死自己。
尔朱荣带来的胡人骑兵杀了这么多朝廷官员，都不敢进入洛阳城，就想往北迁都。尔朱荣犹豫了很久，武卫将军泛礼坚决劝阻。辛丑日，尔朱荣护送皇帝进入洛阳城。皇帝登上太极殿，下诏大赦下，改年号为建义。跟随太原王尔朱荣的将士，普遍晋升五级官阶，在京城的文官晋升两级，武官晋升三级，百姓免除三年的租税和徭役。当时朝廷官员几乎死光了，侥幸活下来的都躲起来不敢露面，只有散骑常侍山伟一个人在宫阙下接受大赦。洛阳城里的官员和百姓人心惶惶，每个人都心怀忧虑，有的尔朱荣要纵容士兵大肆抢掠，有的要迁都到晋阳。有钱的人抛弃住宅，贫穷的人背着孩子，都纷纷逃窜，十个人里都剩不下一两个，宫廷的直接护卫空虚，官员的职守也没人履校尔朱荣于是上书：“大军交战期间，很难做到统一行事，各位王公贵族和朝廷大臣，横遭死亡的人很多，我现在就算粉身碎骨也不足以弥补过错，请求追封死去的人，稍微减轻我的罪责。恳请追尊无上王为无上皇帝，其余在河阴死去的人，诸王追赠三司之职，三品官员追赠尚书令、仆射，五品官员追赠刺史，七品以下以及普通百姓追赠郡守、镇将；死者如果没有后代，可以让人继承，马上授予封爵。”同时又派使者在城中巡视，慰问百姓。皇帝下诏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朝廷官员渐渐出来做事，人心才稍微安定了一些。封无上王的儿子元韶为彭城王。
【内核解读】
大通二年（公元528年）四月的河阴之变，是北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成为尔朱荣的权力狂欢与北魏的血色葬礼。尔朱荣以“清君侧”为名率军入洛，却演变成一场针对北魏宗室与百官的血腥屠杀。这场事变不仅终结了北魏的法理统治，更揭开了北方军阀混战的序幕，而其背后暴露的权力逻辑与人性幽暗，至今仍令人震撼。
从“清君侧”到“屠百官”：权力异化的血腥轨迹
尔朱荣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暗藏野心。当长乐王元攸在河阳即位，授予其“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等一系列顶级头衔时，这位边镇军阀已掌控北魏军政大权。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费穆的挑唆成为事变的关键推手：“公士马不出万人，既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服”，这番话戳中了尔朱荣的核心焦虑：仅凭军事优势难以收服洛阳士族，唯有通过恐怖手段摧毁旧秩序，才能建立新权威。
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在淘渚上演。尔朱荣以“祭”为名召集百官，随即以“朝臣贪虐、不能匡弼”为由纵兵围杀，从丞相高阳王雍到黄门郎王遵业，两千余名官员死于非命。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甚至胁迫孝庄帝元攸参与这场暴行，杀害其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彻底断绝皇帝与旧宗室的联系。这种“斩草除根”的逻辑，暴露了军阀政治的本质：权力的合法性不在于传统礼法，而在于对暴力的垄断。
值得玩味的是慕容绍宗的反对：“无故歼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下之望”。这并非出于仁慈，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屠杀会摧毁统治基础。但尔朱荣被权力欲望冲昏头脑，将“芟剪骄侈”视为控制洛阳的捷径，最终为其败亡埋下伏笔。
孝庄帝的屈辱与挣扎：傀儡皇帝的生存困境
元攸的遭遇是北魏皇权崩塌的缩影。这位被尔朱荣推上皇位的君主，从一开始就沦为傀儡：渡河即位时的“将士咸称万岁”，不过是军阀造势的表演；河阴之变中，他眼睁睁看着兄弟被杀害，自己则被挟持入帐，连基本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
面对绝境，元攸展现出惊饶隐忍与求生智慧。他派人向尔朱荣传递旨意：“若命有归，将军宜时正尊号；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当更择亲贤而辅之”。这番话看似妥协，实则将皮球踢回给尔朱荣——既满足其称帝野心的想象，又为自己保留“禅让”的退路。当尔朱荣因“铸金像不成”“刘灵助卜筮不吉”而犹豫时，元攸的示弱为其“悔悟”提供了台阶，暂时保住了性命。
但这种生存是屈辱的。洛城百姓“富者弃宅，贫者襁负”的逃亡，百官“窜匿不出”的恐惧，都在昭示：孝庄帝的复位不过是尔朱荣暴力统治的遮羞布。北魏的皇权体系经此一劫，已彻底失去人心，剩下的只是“尔朱氏兴”的口号与遍地尸骸。
秩序崩塌后的混乱与重构尝试
河阴之变的直接后果是洛阳的全面瘫痪：“直卫空虚，官守旷废”，士民逃亡“什不存一二”。尔朱荣试图通过“追赠死者”“循城劳问”等手段安抚人心，甚至给百官加阶、免百姓租役三年，但这些措施在大屠杀的阴影下显得苍白无力。
更深刻的影响在于权力结构的彻底颠覆：
--士族阶层的毁灭：两千余名官员的死亡，几乎清空了北魏的官僚体系。这些人多为洛阳汉化士族的核心成员，他们的覆灭标志着北魏“汉化改革”成果的终结，北方政治回归到“武力决定一潜的原始状态；
--军阀逻辑的胜利：尔朱荣虽未称帝，却通过屠杀证明了“暴力即真理”。高欢劝进、贺拔岳反对的争议，本质是军阀集团内部“激进夺权”与“渐进掌控”的路线分歧，与传统的“君臣伦理”已无关联；
--地方势力的崛起：洛阳中枢的崩溃，使地方豪强与边镇将领失去约束。此后葛荣、万俟丑奴等势力的扩张，以及高欢、宇文泰的崛起，都是这场权力真空的直接产物。
尔朱荣最终未能迁都晋阳，被迫奉帝入城，反映出旧秩序的惯性仍在——即便经过血腥清洗，“北魏”这面旗帜仍有利用价值。但这种“重构”是脆弱的：当统治的基础从“礼法认同”变为“暴力威慑”，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新的动荡。
结语：血色黄昏中的历史转向
河阴之变是北魏王朝的“死亡证书”。尔朱荣的屠杀不仅终结了一个王朝的生命，更摧毁了北方汉人士族对“鲜卑汉化政权”的最后一点认同。此后的北方，不再影北魏”意义上的统一政权，只有尔朱氏、高氏、宇文氏等军阀集团的角逐。
这场事变的悲剧性在于：它以“清除奸佞”为名，邪摧毁秩序”之实。胡太后的腐朽固然该被清算，但两千余名官员的无辜惨死，让尔朱荣的“义兵”彻底沦为“暴徒”。尔朱荣最终的“愧悔”与“叩头请死”，并非出于良知，而是意识到自己亲手斩断了统治的根基——没有官僚体系的支撑，再强大的军阀也难以治理广袤的北方。
河阴之变的教训至今仍振聋发聩：权力的合法性从来不是靠暴力夺取，而是靠对秩序的维护与对人心的凝聚。尔朱荣用鲜血铺就的权力之路，最终只会通向自我毁灭。而北魏的覆灭，也为后来的隋唐王朝提供了镜鉴：如何在武力与文明之间找到平衡，如何避免“边镇反噬”与“内部腐朽”的双重陷阱，成为中古中国政权建设的核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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