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在壬寅年的时候，魏国的中山王英跑去攻打雍州。
庚戌日，秦、梁二州刺史鲁方达跟魏国的王足统帅的纪洪雅、卢祖迁干了一仗，结果输得那叫一个惨，鲁方达等十五个将领全部战死。壬子日，王景胤他们又跟卢祖迁交战，又败了，王景胤等二十四个将领也都战死。
这边杨公则到了洛口，跟魏国豫州长史石荣打起来，还把石荣给砍了。甲寅日，将军姜庆真跟魏军在羊石干仗，没打赢，杨公则就退兵到马头屯着。
雍州蛮沔东太守田青喜叛变，跑去投降魏国了。
魏国太极殿西边长了个灵芝，魏主拿给侍中崔光看。崔光就写了个报告，：“这玩意儿啊，就像《庄子》里的‘气蒸成菌’。这种软软脆脆的东西，一般在那些脏乱差的地儿长，不该在高大上的殿堂里冒出来。现在突然有了，长得还挺茂盛，确实挺稀奇。以前啊，野树长到朝堂，野鸟飞进宗庙，古人都觉得这是要败亡的兆头。所以太戊、中宗遇到这种事儿就赶紧修德，后来殷朝就昌盛起来啦，这就是所谓的‘家里要发财，怪事儿先出现；国家要兴旺，妖象先冒头’。现在西南两边还在打仗，京城附近大旱好久了，老百姓累得够呛，东西也都没啥收成，这情况可严重了。皇帝老儿您得关心关心啊。希望陛下您能上点心，更新一下治国之道，少熬夜喝酒找乐子，好好保养身体，这样魏国的国运就能一直旺旺旺，您的寿命也能像山一样长啦。”为啥崔光这么呢，因为这魏主就喜欢吃喝玩乐。
九月己巳日，杨公则他们跟魏国扬州刺史元嵩交战，杨公则又输了。
冬十月丙午日，皇上大规模讨伐魏国，让扬州刺史临川王宏统领北讨的各路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惔当副手，王公贵族们都上交自己封国的租子和田里的粮食来支援军队。临川王宏的军队就驻扎在洛口。
杨集起、集义拥立杨绍先当皇帝，他俩自己也都称王了。十一月戊辰初一，魏国派光禄大夫杨椿带兵去收拾他们。
魏王足把涪城给围了，蜀地的人吓得不行，益州守城投降魏国的十有二三，老百姓主动登记户籍的就有五万多户。刑峦给魏主打报告，要趁热打铁拿下蜀地，他：“建康和成都离得老远了，陆路不通，就靠水路。水军往西走，没个一年半载到不了。益州外面没援军，这是第一个能拿下的理由。之前刘季连造反，邓元起围攻，把物资啥的都耗光了，官吏和老百姓都不想死守了，这是第二个理由。萧渊藻就是个年轻的公子哥，不懂治理事务，以前的名将好多都被关起来或者杀了，现在他用的都是身边的年轻人，这是第三个理由。蜀地就靠剑阁险，现在咱们拿下南安，已经把险地占了，蜀地咱们已经占了三分之一。从南安到涪城，大路宽敞随便走，他们前面的军队老打败仗，后面的人都吓破胆了，这是第四个理由。萧渊藻是萧衍的亲骨肉，肯定不想死，如果咱们拿下涪城，他被困在城里，肯定得跑路。要是他出来打，蜀地的士兵又菜又胆，弓箭啥的也不行，这是第五个理由。我呢，就是个文官，不懂打仗，全靠将士们给力，才有零胜利。咱们已经拿下险地，民心也顺服了，看涪城和益州，感觉很快就能拿下。就是现在兵少粮不够，不太适合马上进攻。现在不拿，以后就难了。而且益州那地方可富了，有十万户人家，比寿春、义阳划算三倍呢。朝廷要是想进攻，这机会可别错过。要是想守着边境让老百姓安稳，那我在这儿也没啥事儿，就想回家照顾父母啦。”魏主回复：“平蜀这事儿，等以后再下命令。现在敌人还没搞定，别拿照顾父母当借口！”刑峦又打报告：“以前邓艾、钟会带十八万人，把全国的物资都用上，才勉强把蜀地拿下，为啥呢？就是拼实力呗。我又没古人那么厉害，咋能用两万人就想着平蜀呢！我为啥敢这么，是因为咱们占了险要之地，当地的老百姓也向往正义。咱们去容易，他们来难，量力而行，感觉能拿下。现在王足已经逼近涪城，要是拿下涪城，益州就跑不了啦，就是时间早晚的事儿。而且梓潼已经有好几万户归附咱们了，朝廷咋能不守呢！还有，剑阁那可是险，得了又扔了，多可惜呀！我也知道打仗这事儿危险，不好办。自从军队过了剑阁，我头发都白了，担惊受怕，心里别提多煎熬了。我为啥还坚持呢，是因为得了这块地又退走不守，怕对不起陛下给我的官儿和俸禄呀。我想先拿下涪城，再慢慢推进。要是拿下涪城，就把益州分成两半，切断水陆要道。他们外面没援军，孤城一座，咋能守得住呢！我现在想让军队一个接一个，声势连起来，先保证安全，再图立功。拿下了那好处可大了，拿不下咱也能自保。还有啊，巴西和南郑离得老远，有一千四百里，离州府远，老是不安定。以前南朝在的时候，因为不好管，还设立过巴州，来镇住夷、獠这些少数民族，后来梁州觉得有好处，就上表撤了。那地方的老百姓，像严、蒲、何、杨这些大族，虽然大多住在山里，但豪门大族可不少，文化人也挺多，就是因为离州府远，没办法当官。州里的重要职位，他们根本没机会，所以心里不爽，老想搞点事儿。之前道迁起义的时候，严玄思自己号称巴州刺史，城拿下后，还让他管事。巴西那地儿方圆千里，有四万多户，要是在那儿设个州，管住汉族和少数民族，老百姓肯定乐意，从垫江往回，都不用打仗，就自动归咱们啦。”但魏主没听他的。
之前，魏主让王足代理益州刺史。皇上派门太守张齐带兵去救益州，还没到呢，魏主又换梁州军司泰山羊祉当益州刺史。王足知道后，不开心，直接带兵回去了，所以蜀地就没被魏国拿下。过了好久，王足从魏国跑来投降了。刑峦在梁州的时候，对豪门大族很客气，对老百姓也挺好，州里的人都挺喜欢他。刑峦拿下巴西后，让军主李仲迁守着。这李仲迁沉迷酒色，把军粮啥的都挥霍光了，办公的事儿找他都找不到人。刑峦气得牙痒痒，李仲迁害怕了，就想叛变，结果城里的人把他脑袋砍了，献城投降。
十二月庚申日，魏国派骠骑大将军源怀去讨伐武心氐族，刑峦他们都得听源怀指挥。
司徒、尚书令谢朏因为母亲去世，离职回家守孝去了。
这一年，粮食大丰收，一斛米才三十文钱。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节选自南北朝时期的史书，生动展现了梁魏之间的军事交锋与社会风貌，从中可窥探出这一分裂时代的多重历史面相，以下从几个维度进行评论：
军事对抗：南北势力的拉锯与战略博弈
--梁魏攻防的胶着态势：从八月魏中山王英寇雍州，到十月梁武帝大举伐魏，双方在雍州、扬州、益州等多个战场展开激战，互有胜负。梁军虽有杨公则斩魏将石荣的胜，但更多时候处于被动——鲁方达、王景胤等将领接连战败身死，杨公则在洛口、羊石等地一再退守，反映出梁军在战斗力、指挥协调上的短板。魏军则展现出更强的攻势，尤其是王足围攻涪城时，蜀地“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万馀户”，一度逼近拿下益州。但北魏内部的战略分歧（如魏主否决邢峦取蜀之策）、将领矛盾（王足因换帅不满而撤军），最终让其错失灭蜀良机，可见内部决策效率与将领配合对战争走向的关键影响。
--邢峦的战略眼光与现实局限：邢峦的两次上表堪称南北朝战略分析的经典。他从地理（蜀地孤立、剑阁险已破）、民心（益州经战乱后“资储空竭”）、敌方主帅（萧渊藻“裙屐少年”）等维度论证取蜀可行性，甚至提出在巴西设州以稳定地方的长远规划，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战略视野。但魏主的保守（“当更听后敕”）与对将领的猜忌（临阵换帅），最终让这一计划流产。这也折射出南北朝时期中央集权与地方将领的矛盾：君主既依赖将领开疆拓土，又忌惮其功高震主，这种张力往往成为军事行动的绊脚石。
政治与社会：灾异观、统治术与民生
--灾异与政治的互动：北魏太极殿生“芝”（实为菌类），崔光借题发挥，以“野木生朝，野鸟入庙”为喻，劝谏魏主“节夜饮之乐，养方富之年”。这一细节并非迷信，而是古代“人感应”思想的典型应用——大臣借自然异象规谏君主，本质是以传统伦理约束皇权。魏主“好宴乐”的背景，更凸显了崔光劝谏的现实针对性，也反映出北魏中期皇权与士大夫阶层的互动模式。
--民生与经济的隐忧：史料职郊甸之内，大旱逾时，民劳物悴”与“是岁，大穰，米斛三十钱”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看似丰收，实则可能是局部现象（如梁统治区），而前者揭示了战争对北魏统治区的破坏——军事征伐导致“民劳”，旱灾加剧“物悴”，底层民众成为最大受害者。梁武帝“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的政策，虽暂时缓解了军费压力，却也变相加重了官僚与百姓的负担，为后续社会矛盾埋下伏笔。
人物群像：乱世中的不同选择
--崔光：作为北魏重臣，他以灾异为切入点劝谏，既体现了儒家士大夫的“谏诤”精神，也暗含对北魏国阅忧虑，是传统知识分子“以道事君”的代表。
--邢峦：兼具军事才能与政治远见，却因皇权掣肘而壮志难酬，其遭遇是南北朝时期有识之士的共同困境——时代的分裂与皇权的专制，让个人能力难以充分施展。
--王足：因换帅不满而撤军，甚至最终“自魏来奔”，反映出乱世中将领的投机性与流动性，忠诚往往让位于个人利益。
--杨集起、集义：在武兴立杨绍先为帝，是地方势力趁南北混战割据自立的缩影，也印证了南北朝时期“中央弱则地方强”的规律。
历史启示：分裂时代的共性逻辑
这段史料虽短，却浓缩了南北朝的核心矛盾：统一趋势与分裂现实的博弈。梁魏双方都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扩大疆域，但内部的权力斗争、战略短视、民生问题，始终制约着统一的进程。
同时，无论是崔光借灾异进谏，还是邢峦规划设州治理，都体现了乱世职秩序重建”的努力——即便在分裂时期，统治者与士大夫仍在探索稳定统治、整合资源的路径，这些尝试也为后来的隋唐统一积累了经验。
总之，这段记载不仅是一场战争的记录，更是一幅乱世众生相：有野心与权谋，有理想与无奈，有破坏与重建。读懂这些细节，便能更深刻地理解南北朝为何是中国历史上“黑暗”与“孕育”并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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