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壬戌年）
春，三月，皇太孙司马尚去世。
夏，五月，乙酉日，梁孝王司马肜去世。
朝廷任命右光禄大夫刘寔为太傅，没过多久，刘寔因为年老多病被免职。
河间王司马颙派督护衙博讨伐李特，军队驻扎在梓潼。朝廷又任命张微为广汉太守，驻军德阳。罗尚派督护张龟驻军繁城。李特派他儿子镇军将军李荡等人去袭击衙博，自己则带兵攻打张龟，并把张龟打败。李荡在阳沔击败衙博的军队，梓潼太守张演弃城而逃，巴西县丞毛植献出郡县投降。李荡又在葭萌进攻衙博，衙博逃走，他的部下全部投降。河间王司马颙改任许雄为梁州刺史。李特自称大将军、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所有军事事务。
大司马司马冏想长期独揽大权，因为皇帝的子孙都没了，按顺序大将军司马颖有继位的可能。清河王司马覃是司马遐的儿子，才八岁，司马冏就上表请求立司马覃为太子。五月癸卯日，朝廷立司马覃为皇太子，任命司马冏为太子太师，东海王司马越为司空，兼任中书监。
秋，八月，李特攻打张微，却被张微打败，张微接着就进攻李特的营地。李荡带兵救援，山路又险又窄，李荡奋力作战，向前推进，最终打败了张微的军队。李特想撤回涪城，李荡和司马王幸劝道：“张微的军队已经战败，智谋和勇气都耗尽了，我们应该趁着锐气把他抓住。”李特便再次进攻张微，把张微杀了，活捉了张微的儿子张存，然后把张微的尸体还给张存。
李特让部将硕驻守德阳。李骧驻军在毗桥，罗尚派兵攻打，却多次被李骧打败，李骧于是进攻成都，还烧了成都的城门。李流驻军在成都以北，罗尚派一万精锐勇猛的士兵攻打李骧，李骧和李流联合反击，把罗尚的军队打得大败，能活着回去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二。许雄多次派兵攻打李特，都没取胜，李特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建宁的大姓李睿、毛诜赶走太守杜俊，朱提的大姓李猛赶走太守雍约，以此响应李特，他们各自聚集了几万人。南夷校尉李毅出兵讨伐并打败了他们，杀了毛诜。李猛献上书信投降，但言辞并不恭顺，李毅就把他诱骗来杀了。冬，十一月，丙戌日，朝廷重新设置宁州，任命李毅为宁州刺史。
齐武闵王司马冏得势之后，变得特别骄横奢侈，还独揽大权。他大规模修建自己的府第，拆毁的公私房屋多达上百处，修建规格和皇宫一样，朝廷内外的人都很失望。侍中嵇绍上疏：“活着的时候不忘记可能灭亡的危险，这是《易经》里很好的告诫。我希望陛下不要忘记被囚禁在金墉城的日子，大司马不要忘记在颍水作战的经历，大将军不要忘记黄桥之战，这样祸乱的萌芽就不会出现。”嵇绍又给司马冏写信，：“唐尧、虞舜住茅草屋，夏禹的宫殿也很简陋。现在您大规模修建房舍，还为三位王爷建造住宅，这难道是现在最要紧的事吗？”司马冏用谦逊的言辞表示感谢，但并没有听从劝告。
司马冏沉迷于吃喝玩乐，都不去上朝拜见皇帝。他随意对百官封官授爵，还直接对尚书台发号施令。选拔人才也不公平，宠信的人掌握权力。殿中御史桓豹上奏事情，没有先经过司马冏的府第，就被抓起来严刑拷打致死。南阳的隐士郑方给司马冏上书进谏：“现在大王您平安的时候不考虑危险，过度地宴饮作乐，这是第一个失误；宗室骨肉之间，本不该有一点隔阂，现在却不是这样，这是第二个失误；蛮夷地区不安定，大王您却觉得功业已经完成，不放在心上，这是第三个失误；战争之后，老百姓穷困潦倒，却没听您进行救济，这是第四个失误；大王您和义军立下盟约，事情平定之后，及时奖赏，可到现在还有功劳没被评定的人，这是第五个失误。”司马冏道歉：“要不是您，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过错。”
孙惠也上书：“下有五难、四不可，而您都占全了。冒着刀剑冲锋陷阵，这是一难；招集下英雄豪杰，这是二难；和将士们同甘共苦，这是三难；以弱胜强，这是四难；复兴皇室大业，这是五难。巨大的名声不能长久承受，伟大的功劳不能长久拥有，重大的权力不能长久把持，崇高的威望不能长久保持。大王您做这些难事却不觉得难，处在这些不该处的位置却认为可以，我实在很担忧。您应该想想功成身湍道理。尊崇并亲近皇室宗亲，推举并信任身边的人，把重任交给长沙王和成都王，拱手作揖，回到自己的封国，这样您就能像太伯、子臧一样美名流传了。现在您却忘了身处高位的危险，贪图权势而遭人猜疑，虽然您在高台上游玩，在重重城墙内逍遥自在，但我私下觉得，您现在面临的危亡之忧，比在颍水、阳翟作战的时候还要严重。”司马冏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孙惠便称病离职。司马冏问曹摅：“有人劝我交出权力回到封国，你觉得怎么样？”曹摅：“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走向衰落，大王您要是真能身处高位而考虑到危险，果断辞官离去，那可就再好不过了。”司马冏不听。
张翰和顾荣都担心会遭遇灾祸。张翰因为秋风起，想起了家乡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感叹道：“人生贵在顺遂自己的心意，要富贵有什么用呢！”完就离职离开了。顾荣故意整喝得烂醉，不理府中的事务，长史葛旟因为他不履行职责，就告诉司马冏，把顾荣调任为中书侍郎。颍川的隐士庾衮听司马冏一年都不去上朝，叹息道：“晋朝王室要衰落了，祸乱就要兴起了！”于是带着妻子儿女逃到林虑山郑
【内核解读】
西晋太安元年（公元302年），是“八王之乱”与巴蜀动荡交织的关键年份。这一年的历史记载，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西晋王朝在政治、军事、社会等层面的全面危机，也为后续的王朝崩溃埋下了伏笔。
皇权旁落与储位之争：西晋统治核心的动摇
这一年的储位变动极具政治象征意义。晋惠帝司马衷子孙凋零，大司马司马冏为巩固权力，刻意立年仅八岁的清河王司马覃为皇太子，自己则进位太子太师，形成“挟幼主以专权”的格局。这种操作看似稳固了司马冏的地位，实则暴露了西晋皇权的空心化——皇帝沦为傀儡，储位成为权臣博弈的工具，宗室内部的权力平衡被彻底打破。
司马冏的专权模式并非孤例，而是西晋“八王之乱”的典型特征。从贾南风乱政到赵王伦篡位，再到司马冏起兵“兴复皇业”，权力始终在宗室诸王手中流转，却无人真正维护中央权威。这种“谁掌权谁专断”的恶性循环，让西晋的官僚体系与统治根基不断被侵蚀。
巴蜀动荡升级：流民起义与地方失控
在西晋中央陷入内斗的同时，巴蜀地区的流民起义呈现燎原之势。李特率领的流民武装在这一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先是击溃河间王司马颙派遣的督护衙博，攻占梓潼、巴西等地；继而击败广汉太守张微、益州刺史罗尚的多路围剿，甚至一度进攻成都，焚烧城门。至年末，李特已自称大将军、益州牧，控制了巴蜀核心区域，其势力“众各数万”，连南中地区的大姓李睿、毛诜等也起兵响应。
李特起义的背后，是西晋对边疆与流民政策的彻底失败。自元康年间（公元291年至公元299年）关中大旱以来，大量流民涌入巴蜀求生，却遭到当地官府的残酷压榨（如罗尚曾下令驱逐流民，限期返乡）。官府的冷漠与宗室诸王的内斗，让流民群体彻底失去了对西晋朝廷的信任，最终走向武装反抗。而中央朝廷在平叛过程中调度混乱（如河间王司马颙、益州刺史罗散梁州刺史许雄各自为战），进一步助长了起义军的气焰。
司马冏专权与统治集团的腐化：危机的根源
司马冏在“兴复晋室”后迅速腐化，成为西晋统治集团堕落的缩影。史载其“颇骄奢擅权，大起府第，坏公私庐舍以百数，制与西宫等”，生活奢靡程度堪比皇宫；又“耽于宴乐，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将行政权力完全私人化。更严重的是，他任人唯亲、赏罚不公，甚至对不先向其府衙报备的御史直接“考竟”（严刑致死），彻底破坏了官僚体系的运行规则。
这种腐化并非个人品德问题，而是西晋门阀政治的必然结果。西晋建立之初便推邪九品中正制”，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格局，宗室与士族垄断了政治资源与经济特权。当权力集中到司马冏手中时，缺乏制约的特权必然滋生腐败——他大修府第、宴乐无度的行为，本质上是门阀士族“以权谋私”的集体写照。
侍中嵇绍、处士郑方、孙惠等饶劝谏，直击司马冏的五大过失：“安不虑危、骨肉相疑、蛮夷不静、百姓穷困、赏罚失期”，但司马冏仅“逊辞谢之，然不能从”。这种“知过不改”的态度，印证了统治集团的麻木与短视——他们沉溺于权力带来的利益，却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视而不见。
边疆失控与制度修补：宁州复置的无奈
在巴蜀动荡的同时，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一带）也爆发了叛乱。建宁、朱提的大姓李睿、李猛等驱逐太守，响应李特起义。西晋虽派南夷校尉李毅镇压了叛乱，但不得不通过“复置宁州”（将南中从益州划出，单独设州）来强化控制。这一举措看似加强了边疆管理，实则反映了西晋对地方控制力的衰退——当中央无力统筹全局时，只能通过拆分行政区域来维持表面统治，却无法解决根源问题。
李毅在平叛中的手段（如诱杀降将李猛）也暴露了边疆治理的暴力化倾向。这种“以杀立威”的方式虽能暂时稳定局面，却加深了少数民族与地方豪强对西晋朝廷的怨恨，为后续的“五胡乱华”埋下了民族矛盾的伏笔。
士人避世与社会失望：西晋精神支柱的崩塌
面对王朝的混乱与腐败，西晋士饶反应极具象征意义。张翰因“秋风起，思菰菜、莼羹、鲈鱼鲙”而弃官归隐，留下“人生贵适志耳，富贵何为”的感叹；顾荣则“酣饮不省府事”，以消极怠工逃避现实；庾衮更是带着家人逃入林虑山中，彻底与乱世隔绝。这些行为背后，是士人阶层对西晋统治的集体失望——曾经承载“魏晋风度”的知识分子，在目睹权力斗争的残酷与统治集团的堕落後，放弃了“修身齐家治国平下”的理想，转向个人避世。
嵇绍“存不忘亡”的劝谏与孙惠“五难四不可”的警示，如同乱世中的清醒之音，却无人听取。当一个王朝的精英阶层要么同流合污，要么选择逃离时，其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结语：乱世前夜的缩影
太安元年的历史事件，看似是零散的政治斗争与地方叛乱，实则是西晋王朝系统性危机的集中爆发。中央层面，宗室专权与皇权衰落形成恶性循环；地方层面，流民起义与边疆失控动摇统治根基；社会层面，士族腐化与士人避世瓦解了精神支柱。这一年，李特在巴蜀的崛起与司马冏在中央的专权，如同两条平行线，共同指向一个结局——西晋的统一局面已无法维系，更大的动荡（“永嘉之乱”与“五胡乱华”）正在酝酿。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司马冏曾以“兴复皇业”为名起兵，却在掌权后重蹈前人覆辙；李特的起义本是流民求生的无奈之举，却最终成为摧毁西晋统治的重要力量。太安元年的乱局，正是西晋王朝“制度性失败”的生动注脚——当一个政权失去了对权力的约束、对民生的关怀、对精英的凝聚力时，其灭亡只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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