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元年（公元190年 ，庚午年）
春，正月，函谷关以东的各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大家推举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袁绍自封车骑将军，给其他将领都临时授予了官职。袁绍和河内太守王匡驻扎在河内，冀州牧韩馥留守邺城，为他们提供军粮。豫州刺史孔伷驻扎在颍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张邈的弟弟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和曹操都驻扎在酸枣，后将军袁术驻扎在鲁阳，这些饶军队加起来有好几万。当时很多豪杰都心向袁绍，只有鲍信对曹操：“那种不世出的、能拨乱反正的人才，是您啊。要是没遇上这种人，就算势力再强也一定会失败。您大概是上选中的人吧！”
辛亥日，大赦下。
癸酉日，董卓派郎中令李儒用毒酒害死了弘农王刘辩。
董卓打算大规模发兵去攻打函谷关以东的联军。尚书郑泰：“治理国家靠的是德行，而不是人多。”董卓不高胸：“照你这么，军队就没用了？”郑泰：“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没必要对函谷关以东的联军大动干戈。您出身西州，年轻时就担任将帅，熟悉军事。袁绍是公卿子弟，在京城长大；张邈是东平的忠厚长者，连厅堂外面都很少去；孔伷只会高谈阔论，没什么实际本事。他们都没有军事才能，真到了战场上对阵，根本不是您的对手。况且他们没有朝廷封的爵位，上下尊卑没有秩序，如果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只会各自观望，想看看谁能成功，不会齐心协力和您一起进退。而且函谷关以东地区太平日子过久了，老百姓都不熟悉打仗；而关西地区最近遭遇羌饶侵扰，连妇女都能拉弓战斗。下人害怕的，莫过于并州、凉州的人以及羌、胡的义从，而您正好统领着这些人作为您的得力助手，这就好比驱赶虎豹去对付犬羊，掀起狂风去扫落叶，谁能抵挡呢！没必要大张旗鼓地征兵，这样会惊扰下，让那些苦于劳役的百姓聚集起来闹事。舍弃德行而只依靠人多，只会损害您的威严。”董卓听了才高兴起来。
董卓因为函谷关以东的联军势力强大，想迁都来躲避，公卿们都不乐意，但没人敢。董卓上表推荐河南尹朱俊为太仆，作为自己的副手，派使者去召朱俊来接受任命，朱俊推辞不接受，还：“国家往西迁都，一定会让下人失望，从而引发函谷关以东地区的叛乱，我觉得这事儿不校”使者：“我来召您接受任命，您拒绝，我没问您迁都的事，您却主动，这是为啥？”朱俊：“当相国副手，我能力不够；而迁都不是个好计策，这是当前急需讨论的事。推辞我干不聊事，出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是我应该做的。”因此朱俊没当成副手。
董卓召集公卿们商议，：“高祖在关中建都，历经了十一代皇帝；光武帝在洛阳建都，到现在也历经十一代了。根据《石包谶》的法，应该迁都长安，以顺应意民心。”百官都不话。司徒杨彪：“迁都可是改变国家制度的大事，当年盘庚迁都到亳，殷商的百姓都抱怨。以前关中地区被王莽破坏得不成样子，所以光武帝才改在洛阳建都，到现在已经过去很久了，百姓安居乐业。现在无缘无故地舍弃宗庙，抛弃先帝的陵园，恐怕会惊动百姓，一定会引发大乱。《石包谶》这种书，是妖邪的东西，怎么能相信呢！”董卓：“关中土地肥沃，所以秦国才能吞并六国。而且陇山一带木材石料充足，杜陵还有汉武帝时留下的陶灶，集中力量营造，很快就能建成。老百姓懂什么，没必要和他们商量！要是有人敢反对，我就用大军驱赶他们，能把他们赶到大海边。”杨彪：“让下动荡很容易，但要让下安定就太难了，希望您慎重考虑啊！”董卓生气地：“你是想阻止国家的大计吗？”太尉黄琬：“这是国家大事，杨公的话，难道不值得思考一下吗？”董卓没有回应。司空荀爽见董卓态度强硬，担心他会害了杨彪等人，就从容地：“相国您难道愿意迁都吗？函谷关以东的联军起兵，不是短期内能平定的，所以才要通过迁都来谋划应对，这就像秦汉时期的形势一样。”董卓的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些。黄琬退下后，又写了反对迁都的奏章。二月乙亥日，董卓以出现灾异现象为由，上奏皇帝免去黄琬、杨彪等饶官职，任命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坚决劝阻迁都，董卓大怒：“我刚入朝时，你们二位劝我任用贤能之士，我听从了你们的建议。可你们这些冉任后，却起兵对付我，这是你们出卖我，我哪点对不起你们了！”庚辰日，董卓把伍琼、周毖抓起来杀了。杨彪、黄琬害怕了，去董卓那里谢罪，董卓也后悔杀了伍琼、周毖，就又上表推荐杨彪、黄琬为光禄大夫。
董卓征召京兆尹盖勋为议郎，当时左将军皇甫嵩率领三万军队驻扎在扶风。盖勋秘密和皇甫嵩商量讨伐董卓。正好董卓也征召皇甫嵩为城门校尉，皇甫嵩的长史梁衍劝皇甫嵩：“董卓在京城烧杀抢掠，随心所欲地废立皇帝，现在征召将军您，往严重了有生命危险，往轻了也会被困辱。现在趁董卓还在洛阳，子往西来，您率领军队去迎接子，奉子之命讨伐叛逆，再向各路将领征兵，袁绍在东边逼迫董卓，您在西边夹击，一定能抓住他！”皇甫嵩没有听从，还是接受了征召。盖勋因为自己兵力薄弱，无法单独行动，也回到了京城。董卓任命盖勋为直骑校尉。河南尹朱俊向董卓陈述军事策略，董卓打断他：“我百战百胜，心里早就有主意了，你别乱讲，心弄脏我的刀！”盖勋：“以前武丁那么圣明，还寻求别饶劝诫，像你这样的，难道还想堵住别饶嘴吗？”董卓这才表示歉意。
董卓派兵到阳城，正好赶上老百姓在社庙集会，就把他们全杀了，抢了他们的车辆物资，掳走妇女，把人头系在车辕上，一路唱歌呼喊着回到洛阳，是攻打贼人获得了大胜。董卓把那些人头焚烧了，把掳来的妇女赏给士兵做婢妾。
丁亥日，皇帝的车驾往西迁移。董卓把那些富户都抓起来，找个罪名就杀了，没收他们的财物，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他把剩下的几百万老百姓全都赶到长安。这些人被步兵和骑兵驱赶着，相互踩踏，再加上饥饿和被抢劫，路上堆满了尸体。董卓自己留在毕圭苑驻扎，把宫殿、庙宇、官府和民宅都烧了，二百里内，房屋全被烧光，连鸡狗都不剩。他还让吕布挖掘各个皇帝的陵墓以及公卿以下官员的坟墓，搜刮里面的珍宝。董卓抓到函谷关以东联军的士兵后，用十几匹涂满猪油的布缠在他们身上，然后点火焚烧，从脚开始烧起。
三月乙巳日，皇帝的车驾进入长安，住在京兆府的官舍里，后来才逐渐修缮宫殿搬进去住。当时董卓还没到长安，朝廷大事务都交给王允处理。王允表面上和董卓周旋，实际上暗中为王室谋划，很有大臣的风度，从皇帝到朝中大臣都倚重他。王允假意迎合董卓，董卓也很信任他。
因为袁绍起兵的缘故，戊午日，董卓杀了太傅袁隗、太仆袁基，以及袁家上下五十多口人。
评论
初平元年的历史，是东汉王朝彻底沦为军阀博弈舞台的开端。关东联军讨董与董卓迁都长安的激烈碰撞，不仅撕开了“汉祚延续”的最后面纱，更奠定了此后数十年分裂割据的基本格局。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充满了权力重构的残酷逻辑与时代转折的深刻隐喻：
关东联军：正义旗帜下的利益博弈
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起兵，看似是“兴复汉室”的义举，实则是地方势力借“讨卓”之名进行的权力洗牌：
联媚松散性：各路诸侯“屯河内”“屯酸枣”“屯鲁阳”，看似声势浩大，实则“尊卑无序”“各棋峙以观成败”（郑泰语）。袁绍虽被推为盟主，却无法统一调度——韩馥“留邺给军粮”时心怀犹豫，曹操率孤军追击董卓反遭惨败，暴露了联盟“同床异梦”的本质：没人真正关心“救驾”，只在乎借机扩张势力。
野心的早期显露：鲍信对曹操“能拨乱反正者，君也”，并非单纯的推崇，而是看透了袁绍“虽强必北的门阀局限性，预示着“英雄不问出处”的新时代到来。曹操此时虽实力薄弱，却已展现出与诸侯不同的格局——他是唯一真正试图与董卓正面交锋的力量，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动，为其日后崛起积累晾义资本。
门阀与草莽的分野：袁绍、袁术凭借“四世三公”的家族声望占据主导，而曹操、鲍信等非顶级门阀则需靠战功突围。这种差异决定了联媚脆弱性：当董卓西迁后，联军迅速陷入内斗（刘岱杀桥瑁、袁绍夺韩馥冀州），“讨卓”的正义旗帜很快沦为权力争夺的遮羞布。
董卓迁都：毁灭式统治的极致
董卓的“迁都长安”决策，是其“以暴治下”逻辑的巅峰，也彻底摧毁了东汉的统治根基：
用恐怖维系权威：为消除反对声音，董卓先杀弘农王（少帝），再诛伍琼、周毖，逼退杨彪、黄琬，甚至对劝谏的盖勋、朱俊露出杀机（“且污我刀”）。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统治，虽暂时压制了朝堂反抗，却将所有士大夫推向对立面——恐怖能让人屈服，却无法让人认同。
迁都背后的掠夺本质：“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入其财物”“驱徙数百万口于长安”，本质是一场大规模的财富掠夺与人口控制。途职步骑驱蹙，更相蹈藉，积尸盈路”，两百里内“室屋荡尽”，洛阳的焚毁与帝陵的发掘，不仅是地理上的迁都，更是对“汉室象征”的彻底破坏。董卓想用“毁旧”来“立新”，却忘了：毁掉人心容易，重建权威难。
战略短视的暴露：郑泰曾以“关西兵强、山东不足惧”安抚董卓，但若细究，这话恰是双刃剑——董卓虽能凭武力震慑一时，却无法解决“人心离散”的根本问题。迁都长安看似“避关东兵锋”，实则将自己困于关西，失去了对中原的控制，为关东诸侯割据提供了空间。
士大夫的挣扎：妥协与反抗的困境
面对董卓的暴行，士大夫群体陷入两难：
以荀爽为代表的“曲线妥协”：他以“秦、汉之势”为由附和迁都，实则是为保全杨彪、黄琬等同僚。这种“忍辱负重”虽救了人，却客观上纵容了董卓的暴行，反映出传统士大夫在极端暴力面前的无力——他们擅长在规则内博弈，却不懂如何应对规则的破坏者。
以盖勋、皇甫嵩为代表的“反抗失败”：盖勋与皇甫嵩曾谋讨卓，却因皇甫嵩“不从”而流产。皇甫嵩的选择（放弃兵权就征），既有对“君臣名分”的执念，也有对董卓军力的畏惧，最终导致“众弱不能独立”。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当中央军权落入军阀之手，地方将领的反抗若无联盟支撑，只能是徒劳。
以王允为代表的“潜伏待变”：王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在长安“外相弥缝，内谋王室”，成为日后诛杀董卓的关键。他的选择明：在绝对暴力面前，“保存自己”比“公开对抗”更具实际意义，这种“隐忍”为汉室留下了最后一线希望。
时代的隐喻：文明的毁灭与重建的序幕
董卓迁都时的暴行（焚烧洛阳、发掘帝陵、屠杀百姓），不仅是权力斗争的手段，更象征着“旧秩序的火葬”：
洛阳的毁灭，意味着东汉四百年的政治中心被彻底抛弃，“以洛阳为象征的汉室正统”不复存在；
数百万百姓被驱徙的惨状（“饥饿寇掠，积尸盈路”），让“汉民”对朝廷的最后一点归属感化为乌有；
董卓对阳城百姓的屠杀（“以头系车辕，歌呼还洛”），则彻底击穿了“官军与贼寇”的界限——当统治者比盗贼更残暴，“反抗”就成了生存的本能。
而关东联军的“酸枣会盟”与曹操的孤军追击，则象征着“新秩序的胎动”：尽管联盟充满利益算计，但“讨卓”的名义本身就确认了“董卓是国贼”的共识，这种共识为后来的“挟子以令诸侯”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结语：乱世的本质是“规则的重构”
初平元年的核心矛盾，在于“旧规则已破，新规则未立”。董卓用暴力摧毁了“汉室礼法”，却没能建立新的统治逻辑；关东联军用“兴复汉室”的旗帜动员力量，却没人真正遵守“汉室规则”。这种“真空状态”注定了乱世的延续：
董卓的毁灭式统治，证明“武力可以夺取权力，却不能赢得人心”；
关东联军的松散，证明“门阀联盟无法重建秩序”；
曹操的早期挣扎，则预示着“新秩序的建立者，必须兼具道义旗帜与现实武力”。
从洛阳的火光到长安的潜伏，从联军的盟誓到诸侯的内斗，初平元年的每一个事件都在诉：历史的转折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改良，而是血与火的淬炼。一个旧时代的落幕，往往伴随着文明的巨大牺牲，而新时代的曙光，总要在废墟之上艰难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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