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起重光赤奋若年（辛丑年）到强圉协洽年，共七年时间。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 140 年）
冬季，十月，汉武帝下诏书要求举荐贤良方正且能直言极谏的人士，他亲自以古今治理国家的道理进行策问，参与对策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人董仲舒作答：“‘道’是通往治理成功的路径，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以圣明的君王去世后，子孙能长久统治，国家安宁数百岁，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劳。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存续的，但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这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当，所遵循的道路错误，因此政治日益衰败灭亡。周朝的治国之道在周幽王、周厉王时期衰落，并非治国之道消亡，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它。到了周宣王，追思往昔先王的德行，振兴衰颓、弥补弊端，光大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这是日夜不懈推行善政的结果。
孔子：‘人能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所以国家的治乱废兴在于君主自身，并非上降命不可更改，而是君主治理举措违背常理，失去了统治的根本。做君主的，要先端正内心，从而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从而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从而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从而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敢不归于正道的，就不会有邪气干扰其间，于是阴阳调和、风雨适时，万物和谐、百姓繁衍，各种福运之物、吉祥征兆都会到来，王道也就实现了！
孔子：‘凤鸟不飞来，黄河不出河图，我这一生大概就这样了吧！’这是自悲本可招致这些祥瑞，却因身份卑贱而无法实现。如今陛下贵为子，富有四海，处于能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能招致祥瑞的权势，又具备能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散恩泽深厚，智慧明达、心意美好，爱护百姓、喜好贤士，可称得上是有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地未显响应、美好祥瑞未到，为什么呢？大凡因为教化未立，百姓行为不端正。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不用教化作为堤防，就无法阻止。古代的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统治下时，没有不把教化作为首要任务的。设立太学在国都进行教育，设置乡学在城邑施行教化，用仁来感染百姓，用义来砥砺百姓，用礼来约束百姓，所以那时刑罚很轻却没人犯法，是因为教化推孝习俗美好。圣王继承乱世后，会扫除旧迹、彻底去除弊端，重新修明教化并推崇它；教化明确、习俗形成后，子孙遵循，延续五六百年都不会衰败。秦朝毁灭先圣之道，实行苟且的统治，所以仅存在十四年就灭亡了，其遗毒至今未消，习俗浅薄恶劣，百姓嚣顽不驯，抵触冒犯、违背抗拒，衰败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我私下打个比方：琴瑟音调不和谐，严重时必须解下琴弦重新张设才能弹奏；施政不畅，严重时必须变革更化才能治理。所以汉朝得下以来，一直想治理好却至今未能治好，就是因为应当更化却没有更化。
“我听圣王治理下，百姓年少时就学习学问，长大后根据才能授予官职，用爵禄培养他们的德行，用刑罚威慑他们的恶行，所以百姓知晓礼义，以触犯君主为耻。周武王推行大义，平定残贼，周公制作礼乐来文饰；到周成王、周康王时期的盛世，监狱空虚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逐渐推孝仁义流传的结果，并非仅仅靠刑罚伤人肌肤的效果。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效法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实行韩非的学，憎恶帝王之道，以贪婪残暴为习俗，只重虚名不察实际，行善的人未必免罪，作恶的人未必受刑。因此百官都粉饰虚言不顾实际，外表有侍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有背叛之意，造假欺诈，趋利无耻，所以受刑的人很多，死者相望，而奸邪不止，这是习俗教化导致的。如今陛下拥有下，无人不服，却对百姓没有功德，大概是陛下还未真正用心。《曾子》：‘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就能高明；践行所知晓的道理，就能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在于用心罢了。’希望陛下运用所听闻的道理，内心真诚并加以施行，那就和三王没什么不同了！
不培养士人却想求贤，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有文采。所以培养士饶大事，没有比设立太学更重要的；太学是贤士的来源，是教化的根本。如今以一郡一国的众多人口来应对，却没有应合策问的人，这明王道往往断绝了。我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设置明师，来培养下士人，多次考问以尽其才，那么英俊之士就可以得到了。如今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表率，是让他们承接朝廷政令并宣扬教化的；所以表率不贤，君主的德行就无法宣扬，恩泽就无法流传。如今官吏既不对下进行教训，有的还不执行朝廷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人勾结，使贫穷孤弱的人冤苦失职，很不符合陛下的心意；因此阴阳错乱，凶气充塞，万物不遂其生，黎民未能受惠，都是地方长官不贤明导致的！
地方长官多出自郎症中郎和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郎吏又以财富为标准，未必贤能。而且古代所谓的功绩，是以任官称职来区分，不是按任职时间长短；所以才之人即使任职很久，也不离开官之位，贤才之人即使任职不久，也不妨碍担任辅佐之职，因此官员们竭力尽智，致力于治理政事以建功。如今却不是这样，靠任职时间久来获取显贵，靠资历深来得到官职，因此廉耻混乱，贤与不肖混杂，未能得到真正的人才。我愚见认为，让各位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各自选拔属吏和百姓中的贤者，每年进贡各二人充当宿卫，以此观察大臣的能力；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这样，各位二千石官员都会尽心求贤，下之士就可以得到任用了。遍得下贤人，三王的盛世就容易达到，尧、舜的名声也可以企及了。不要以任职时间长短论功，应以实际测试贤能为上，量才授官，根据德行定位，那么廉耻就会区分道路，贤与不肖就会各居其位了！
“我听积少成多，积成巨，所以圣人没有不是由暗到明，由微到显的；因此尧从诸侯中兴起，舜在深山中发迹，不是一日就显赫的，而是逐渐达到的。言语出自自己，不可堵塞；行为发于自身，不可掩盖；言行是治理的大事，是君子用来感动地的。所以尽事者能成大事，慎微者能着明；积善在身，就像太阳渐长而人不知；积恶在身，就像火销膏而人不见；这就是唐、虞能得美名而桀、纣令人恐惧的原因。快乐而不混乱，反复而不厌倦的，就是‘道’。道是万世无弊的；有弊端，是因为偏离晾。先王之道必定有偏颇不起的地方，所以政治有衰敝而不行的，就举其偏颇之处来补其弊端罢了。三王之道所依据的不同，不是相反，而是为了救溢扶衰，是所遭遇的变化不同所致。所以孔子：‘无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更改历法，改变服色，只是顺应命而已；其余都遵循尧道，何必更改呢！所以王者有改制的名义，没有变道的实质。然而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是因为继承的朝代需要补救时弊，应当用这些。孔子：‘殷代因袭夏礼，所增减的可知；周代因袭殷礼，所增减的可知；将来继承周代的，即使过了百世也可知。’这是百王之用，就是用这三种。夏代因袭虞代，而独独不所增减的，是因为其道一致、所崇尚的相同。道的根本源于，不变，道也不变，所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承而守一道，没有救敝的政治，所以不所增减的。由此看来，继承治世的道相同，继承乱世的道要变。
“如今汉朝继大乱之后，应该稍微减少周代的文饰，致力于采用夏代的忠。古代的下，也是今的下，同一个下，用古代来衡量今，为何相差如此之远！哪里出错而衰败到这样呢？想来是有失于古代之道，有违于理吧？
也有所分予：给予牙齿的动物去掉角，赋予翅膀的动物只长两只脚，这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古代给予俸禄的人，不从事体力劳动，不经营商业，这也是受大者不得取，与意相同。已经受大，又取，也不能满足，何况人呢！这就是百姓喧嚣苦于不足的原因。身宠而居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却凭借富贵的资力与百姓争利，百姓怎么能承受呢！百姓日益贫困，逐渐陷入极度穷困。富者奢侈无度，贫者穷急愁苦；百姓不乐生，怎能不犯罪！这就是刑罚繁多而奸邪不可胜的原因。子的大夫，是下民视为榜样、远方四面仰望的对象。近处的人看了效仿，远方的人望而效法，怎么可以居贤人之位而行庶人之事呢！急急忙忙求财利，常恐匮乏，是庶饶想法；急急忙忙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是大夫的想法。《易》：‘背负东西又乘车，会招致强盗到来。’乘车是君子的位置，负担是饶事。这是居君子之位而行庶人之事，祸患必至。如果居君子之位，当行君子之行，那么除了公仪休做鲁国相的做法，就没什么可做的了。”
《春秋》主张大一统，这是地的常经，古今的通义。如今老师所教的道不同，人们的议论不同，百家学各异，旨意不同，因此君主无法持守一统，法制多次变更，臣下不知如何遵守。我愚见认为，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学，都应断绝其道，不让它们并进，邪辟之灭息后，统纪就可统一，法度就可明确，百姓就知道所遵循的了！”
子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很好，任命他为江都相。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身份对策，子提拔他为中大夫。丞相卫绾上奏：“所举荐的贤良中，有的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这些学会扰乱国政，请都罢免。” 汉武帝批准了奏请。董仲舒年少时研究《春秋》，孝景帝时为博士，进退容止，不合礼不行，学者都尊他为师。等到做江都相，侍奉易王。易王是汉武帝的哥哥，向来骄横，好勇。董仲舒用礼匡正他，易王很敬重他。
春季，二月，朝廷宣布大赦下。
开始铸造并推行三铢钱。
夏季，六月，丞相卫绾被免去职务。丙寅日，汉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由于皇上向来倾向于推崇儒家学，窦婴与田蚡又都喜好儒学，于是举荐代郡人赵绾担任御史大夫，兰陵人王臧担任郎中令。赵绾奏请皇上设立明堂，以便让诸侯来朝见，同时推荐自己的老师申公。秋季，子派遣使者携带束帛、玉璧，用四匹马拉的安车去迎接申公。申公抵达京城后，觐见子。当时申公已八十多岁，面对子询问治国安邦的大事，他回答：“治理国家的人不必多言，关键看是否切实付诸行动，努力去做。” 此时，子正喜好文辞，听了申公的回答，沉默不语。但既然已经将申公请来，就任命他为太中大夫，让他住在鲁王的官邸，参与商议设立明堂、子巡狩、更改历法以及确定服色等事宜。
这一年，内史宁成因犯罪被判处髡钳之刑（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
评论
这段文字展现了西汉初年儒学崛起的关键节点。董仲舒以 “人三策” 为核心，将儒家伦理与政治哲学深度结合，提出的 “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等主张，不仅为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支撑，更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正统思想的基础。他强调教化优于刑罚、德治重于法治，直指汉初因循秦政遗弊的现实，其 “更化” 思想具有鲜明的改革针对性。
从历史影响看，这一策问标志着儒学从诸子百家之一向官方意识形态的转变。董仲舒融合阴阳五孝法家等思想改造儒学，使其成为 “外儒内法” 的治国工具，既适应了大一统王朝的统治需求，也让儒家思想通过太学教育、选官制度等载体渗透社会肌理。但同时，“罢黜百家” 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思想多元性，其对 “道统” 与 “政统” 关系的构建，既赋予儒学批判现实的维度，也隐含着思想被政治驯化的潜在矛盾。这段文本既是汉代政治文明转型的见证，也是中国思想史承前启后的关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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