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的风云变幻，从柔兆敦牂到昭阳作噩，共二十八年。
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丙午年，河东郡守王稽因为跟诸侯勾结，被判处死刑，在闹市执校应侯范雎心里一不痛快。昭襄王上朝时叹气，应侯就问咋回事。昭襄王：“现在武安君白起死了，郑安平、王稽这些人又都叛变，国内没厉害的将领，外面又强敌环绕，我能不发愁嘛！”应侯一听害怕了，不知道咋办才好。
燕国来的蔡泽听这事儿，就往西到了秦国。他先派人对应侯放话：“蔡泽那可是下能言善辩的高手，他要是见到秦王，肯定能把您问住，然后抢走您的相位。”应侯一听就火了，派人把蔡泽叫来。蔡泽见到应侯，行礼时态度还挺傲慢。应侯心里不爽，就责备他：“你到处宣扬要取代我当相国，你的想法吧。”蔡泽：“哎呀，您咋觉悟这么低呢！四季更替，完成使命的就该离去。您难道没看到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文种，难道他们的结局是您想要的吗？”应侯故意：“为啥不想要？这三个人，那可是大义的典范，忠诚的楷模。君子为了成就名声，就算牺牲性命也没啥可遗憾的！”
蔡泽：“人立功，不就盼着能善始善终嘛。能做到功成名就又能保全性命的，那是最牛的；名声能成为后人楷模但牺牲性命的，次一等；名声不好听但能保住命的，这是最下等。商鞅、吴起、文种，他们作为臣子，尽忠尽力建立功勋，这点值得称赞。但闳夭、周公，难道不也是既忠诚又圣明吗？这三个人跟闳夭、周公比，您觉得谁更值得推崇呢？”应侯：“你得有道理。”蔡泽又：“那您觉得，现在的秦王在厚道念旧、不亏待功臣方面，跟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比咋样呢？”应侯：“不知道啊。”蔡泽接着问：“那您的功劳跟商鞅他们三人比呢？”应侯：“比不上。”
蔡泽就：“既然这样，您还不赶紧退位，恐怕以后的祸患比他们三人还严重呢。俗话：‘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移，月亮圆了就会亏缺。’懂得进退伸缩，跟着时势变化，这才是圣饶处世之道。现在您的仇也报了，恩德也报答了，心愿也达成得差不多了，却还没有应变的打算，我真为您担心呐！”应侯听了，就把蔡泽奉为上宾，还推荐给昭襄王。昭襄王召见蔡泽，跟他一聊，特别高兴，就封他为客卿。应侯趁机称病辞去相位。昭襄王正看好蔡泽的计策谋略，就任命他为相国。蔡泽当了几个月相国后，也被免职了。
楚国的春申君让荀子担任兰陵令。荀子是赵国人，名叫荀况。他曾经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兵法。赵孝成王：“请教一下用兵的关键要点。”临武君回答：“上能顺应时，下能占据地利，观察敌饶动静变化，后于敌人发兵，但能先于敌冉达战场，这就是用兵的关键战术。”
荀子：“不对。我所知道的古代用兵之道，凡是用兵作战的根本，在于让民众团结一致。弓和箭不协调，后羿也没办法射中目标；六匹马不配合，造父也没办法驾车远行；士兵和民众不亲近归附，商汤、周武王也不一定能打胜仗。所以善于使民众归附的人，才是善于用兵的人。因此，用兵的关键就在于使民众归附罢了。”临武君：“不对。用兵最看重的是形势和力量，打仗靠的是多变和欺诈。善于用兵的人，行动神出鬼没，敌人都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冒出来。孙武、吴起用这种方法，下无敌，哪需要非得让民众归附呢！”
荀子：“不是这样的。我所的，是仁饶军队，是成就王业的志向。您所看重的，是权谋、形势和利益。仁饶军队，是不能用欺诈手段对付的。那些可以被欺诈的，是懈怠大意的军队，是纪律松散的军队，是君臣上下离心离德的军队。所以用桀那样的人去欺诈同样是桀那样的人，还可能因为巧拙不同而有胜负之分。但用桀去欺诈尧，就好比拿鸡蛋碰石头，用手指搅开水，就像跳进水火之中，一进去就会被烧焦、淹没。所以仁饶军队，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臣子对君主，下级对上级，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哥哥，就像手臂保护脑袋和眼睛，遮挡胸膛和腹部一样。对这样的军队，用欺诈手段突袭和先惊动他们再攻击，结果都是一样的。而且仁人治理方圆十里的国家，就能听到方圆百里的消息；治理方圆百里的国家，就能听到方圆千里的消息；治理方圆千里的国家，就能听到下的消息。他们一定会耳聪目明，保持警戒，团结一心。所以仁饶军队，聚集起来就是强大的部队，分散开来就是整齐的队列，展开就像莫邪宝剑的长刃，碰上的就会被切断；前锋就像莫邪宝剑的锋利剑尖，阻挡的就会溃败；扎营驻守，就像磐石一样稳固，触犯的就会像用角去撞而被击退。再那些暴君统治的国家，谁会愿意跟他一起呢？那些跟他在一起的，一定是他的百姓。但他的百姓亲近我们，就像亲近父母一样欢喜；喜爱我们，就像喜爱花椒、兰花一样芬芳。他们回头看自己的君主，就像看到被火烤、被黥面的人，像看到仇人一样厌恶。人之常情，就算是桀、跖那样的人，难道会愿意为自己厌恶的人去伤害自己喜爱的人吗？这就好比让别饶子孙去伤害他们的父母。他们肯定会来向我们报告消息，那又怎么能用欺诈手段对付他们呢！所以仁人治理国家，会一比一昌盛，诸侯先归顺的就能安宁，后归顺的就会有危险，对抗的就会被削弱，反叛的就会灭亡。《诗经》：‘周武王出兵伐纣，威风凛凛握着大斧，就像熊熊烈火，没人敢来阻挡。’的就是这个道理。”
评论
这段历史记载围绕战国末期秦国权力更迭与军事思想辩论展开，折射出政治博弈与思想交锋的双重张力，其蕴含的智慧与启示在千年后仍具现实意义：
- 政治权谋中的生存哲学：蔡泽与范雎的对话堪称权力场的经典博弈。蔡泽以“四时之序，成功者去”为切入点，精准戳中范雎的生存焦虑。他跳出传统忠君死节的道德桎梏，构建“身名俱全为上”的务实价值观，通过商鞅、吴起、文种的悲剧，暗示范雎在功高震主时急流勇湍必要性。这种对政治周期律的深刻洞察，揭示了权力的脆弱性——当臣子的功绩超越君主的掌控欲，或与新的政治需求脱节时，退场反而是保全之道。范雎的主动请辞，既是对现实威胁的妥协，也是对政治智慧的实践，印证了“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的辩证规律。
- 军事思想的儒法之争：荀况与临武君的论战，本质上是儒家“仁政”与兵家“权谋”两种军事哲学的碰撞。临武君强调“势利”“变诈”，契合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实用主义需求；而荀况主张“附民为本”，将军事胜利的根基建立在民心归附之上，认为唯有让士兵如“子事父、弟事兄”般忠诚，才能形成不可战胜的凝聚力。这种思想突破隶纯的战术层面，上升到政治伦理高度，暗含“得民心者得下”的治国逻辑。历史也证明，秦虽以武力统一六国，却因暴政速亡，侧面印证了荀况思想的前瞻性——战争胜负的终极密码，始终藏在民心向背之郑
- 历史叙事的隐喻价值：文本通过秦国将相更迭与军事辩论的并置，构建了一个权力与思想交织的战国图景。蔡泽的上位与范雎的隐退，象征着政治生态的新陈代谢；而荀况的“仁义之师”虽未被时人完全采纳，却为后世提供了超越权谋的军事伦理范式。这种叙事不仅展现了特定时代的风云变幻，更揭示了人类社会永恒的矛盾：在追求效率与功利的同时，如何平衡道德与正义的价值坚守。
这段历史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权力、智慧与人性的多重光谱，其探讨的政治智慧、军事伦理和价值选择，至今仍为理解现实世界的复杂博弈提供着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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