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癸丑，公元前368年，止庚子年，公元前321年，共四十八。
显王元年，公元前368年，癸丑年，齐国向魏国发起进攻，夺取了观津。赵国也趁机侵犯齐国，占领了长城。
显王三年，公元前366年，乙卯年，魏国和韩国在宅阳举行会晤。秦国在洛阳击败了魏、韩联军。
显王四年，公元前365年，丙辰年，魏国出兵攻打宋国。
显王五年，公元前364年，丁巳年，秦献公在石门大败韩、赵、魏三国联军，斩杀敌军六万人。周子为此赏赐他绣有花纹的礼服。
显王七年，公元前362年，己未年，魏国在浍水击败韩、赵联军。秦国和魏国在少梁交战，魏军惨败，公孙痤被秦军俘获。卫国声公去世，儿子成侯速继位。燕国桓公去世，儿子文公继位。秦献公去世，儿子孝公即位，此时孝公二十一岁。当时黄河、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淮水、泗水之间有十几个国，楚国和魏国与秦国接壤。魏国修筑长城，从郑县沿洛水向北直到上郡；楚国从汉中向南占有巴、黔中等地。各国都把秦国当作未开化的夷狄，排斥它，不让它参与中原各国的会盟。孝公因此发愤图强，推行德政，整顿政务，一心想让秦国强大起来。
显王八年，公元前361年，庚申年，孝公向全国颁布命令：“从前我们的穆公，在岐山、雍邑一带修德行武，向东平定晋国之乱，以黄河为界；向西称霸于戎翟，拓展疆土千里，周子赐封他为伯，诸侯都来祝贺，为后世开创了辉煌的基业。后来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在位时，国家动荡不安，内忧不断，没时间顾及外事。三晋趁机攻占了我们先君的河西之地，这是最大的耻辱。献公即位后，镇守边境，迁都栎阳，打算向东征伐，收复穆公时期的故地，恢复穆公的政令。我想起先君的遗愿，常常痛心不已。现在宾客群臣中，有能献出奇计让秦国强盛的，我一定给他高官厚禄，还分封土地。”卫国的公孙鞅听到这个命令后，就西行进入秦国。
公孙鞅是卫国公室的庶出子孙，喜欢研究刑名之学。他曾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干，还没来得及推荐，就生病了。魏惠王去看望他，问道：“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国家该怎么办呢？”公叔痤：“我的中庶子卫鞅，虽然年轻，却有奇才，希望您能把国家大事交给他处理！”惠王沉默不语。公叔痤又：“如果您不用卫鞅，就一定要杀了他，别让他出境！”惠王答应后离开了。公叔痤把卫鞅叫来道歉：“我得先忠于君主，再考虑臣子的交情，所以先为君主谋划，后才告诉你。你赶紧走吧！”卫鞅：“君主既然不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我呢？”最终没有离开。惠王出去后对左右：“公叔痤病得太严重了，真让人难过！他先是让我把国家交给卫鞅，又劝我杀了他，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卫鞅到秦国后，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孝公，向他讲述富国强兵的策略，孝公非常高兴，就和他商议国家大事。
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壬戌年，卫鞅打算在秦国变法，秦国人很不满。他对孝公：“老百姓不能和他们商量开创之事，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快乐。追求最高道德的人不会迎合世俗，成就大功业的人不会和众人谋划。所以圣人只要能强国，就不会效法旧制度。”甘龙：“不是这样的。依据旧法治理，官吏熟悉，百姓安定。”卫鞅：“普通人安于旧俗，学者沉迷于旧闻，这两种缺官守法还行，不能和他们讨论旧法之外的事。聪明人制定新法，愚笨的人被旧法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不肖之徒被礼制束缚。”孝公：“得好。”于是任命卫鞅为左庶长，最终制定了变法的命令。
命令规定：百姓编为什伍，互相监督检举，一家犯法，邻里连坐；告发奸邪的和斩敌首级的赏赐相同，不告发的和投降敌饶惩罚一样。有军功的人，各按标准授予爵位；为私事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处以刑罚。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让粮食布帛增产多的人，免除自身的劳役；从事工商业和因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罚为奴隶。宗室贵族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宗族名册。明确尊卑爵位等级，各按等级占有田宅、臣妾和衣服。有功的人显赫荣耀，无功的人即使富有也没地位。
法令制定好了还没公布，卫鞅怕百姓不信，就在都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招募能把它搬到北门的人，赏十金。百姓觉得奇怪，没人敢搬。他又宣布：“能搬的赏五十金！”有个人搬了，立刻赏了五十金，这才颁布法令。
法令施行一年后，到都城诉新法不便的秦国人数以千计。这时太子犯了法，卫鞅：“法令行不通，是因为上层人犯法。太子是君主的继承人，不能施刑，就处罚他的师傅公子虔，给另一个师傅公孙贾脸上刺字。”第二，秦国人都乖乖遵守法令了。新法施行十年，秦国路不拾遗，山林里没有盗贼，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私下斗殴，城乡都治理得很好。那些当初新法不便的人，又来新法好，卫鞅：“这些都是扰乱法治的人！”把他们全迁到边境去了。此后百姓没人敢议论法令。
臣司马光：诚信是君主的无价之宝。国家靠百姓来保卫，百姓靠诚信来保护。没有诚信就无法驱使百姓，没有百姓就无法守住国家。所以古代的王者不欺骗下，霸主不欺骗邻国，善于治国的人不欺骗百姓，善于治家的人不欺骗亲人。不善于治国的人则相反，欺骗邻国、百姓，甚至欺骗兄弟、父子，上面不信下面，下面不信上面，上下离心，最终导致失败。他们得到的利益无法弥补受到的伤害，获得的东西无法补偿失去的东西，这难道不可悲吗？从前齐桓公不违背曹沫的盟约，晋文公不贪图攻打原国的利益，魏文侯不放弃和虞饶约定，秦孝公不废除徙木的赏赐。这四位君主，治国之道并非完美，商鞅更是以刻薄着称，而且他们处于战争年代，下人都追求欺诈和武力，尚且不敢忘记用诚信来蓄养百姓，何况治理下太平的政治呢！
这一年，韩懿候去世，儿子昭侯继位。
评价
这段历史聚焦战国中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前后的关键阶段，涵盖政治变革、军事冲突与外交博弈，深刻展现了秦国崛起的序幕，以及这一时期各国发展的不同走向，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评价如下：
- 战国纷争与秦国困局：显王时期，各国征伐不断，魏、齐、赵、韩等国相互攻伐，领土争夺激烈，展现出战国时代弱肉强食的残酷格局。秦国在这一时期相对落后，虽有秦献公石门之战斩首六万的战绩，但仍被东方六国视为“夷翟”，排斥在中原会盟之外。这种外部压力与耻辱，成为秦孝公发愤图强、推行变法的直接动因，也凸显了秦国在战国格局中迫切需要变革的严峻形势。
- 商鞅入秦与变法决策：商鞅入秦是改变历史走向的关键事件。他凭借对法家“刑名之学”的深刻理解，以富国强兵之术打动秦孝公。面对秦国守旧势力的反对，商鞅以“不法其故”“智者作法”等主张，驳斥甘龙等保守派，强调变法革新的必要性。秦孝公力排众议支持商鞅，任命其为左庶长主持变法，展现出卓越的政治远见与魄力。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秦国统治者求变图强的决心，也为秦国后续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 变法内容与实施成效：商鞅变法内容全面且极具革命性。在社会组织上，推行什伍连坐制，强化基层控制；军事上，以军功授爵激励民众参战，打破贵族世袭特权；经济上，重农抑商，奖励耕织，促进农业发展；同时通过徙木立信树立法律权威，严惩太子犯法以维护法纪尊严。这些措施在十年间取得显着成效，秦国实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大治局面，国家凝聚力与战斗力大幅提升，为秦国后续统一六国奠定了制度与物质基础 。
- 诚信理念与政治影响：司马光强调“信者，人君之大宝也”，高度评价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的诚信之举。在战国纷争、诈力盛行的时代，商鞅变法通过立信于民，构建起民众对国家的信任，为变法顺利推行提供保障。这一理念不仅对秦国当时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也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重要借鉴，证明诚信是治国安邦的基石，尤其在推行重大变革时，取信于民是政策成功的关键。
- 历史转折与深远意义：商鞅变法是秦国从弱国走向强国的转折点，也是战国格局演变的重要分水岭。它标志着秦国正式走上富国强兵之路，逐步改变了战国时期的力量对比，为秦国统一六国埋下伏笔。同时，商鞅变法作为法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成功范例，对后世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集权化、制度化的统治模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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