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1724年），直隶河间府献县（今河北沧州）的纪氏家族迎来一个男婴，父亲纪容舒为其取名“昀”，字“晓岚”，寄寓“光明磊落、文思清朗”之意。谁也未曾想到，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乾隆朝最负盛名的文人，以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光耀千古，更以诙谐才思伴君左右，成为清宫轶事中绕不开的传奇。
纪氏是河间望族，自明末以来“代有闻人”，纪容舒官至云南姚安知府，工于考据，着佣唐韵考》等书，家风重“读书明理，学以致用”。纪昀自幼聪慧，“目下十行，过目成吮，七岁便能作诗，十二岁随父入京，师从着名学者董邦达，学业日进。乾隆八年（1743年），十九岁的纪昀应顺府乡试，以第一名中举，时人惊叹“河间神童，名动京华”（《献县志·纪昀传》）。
然而他的科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乾隆十二年（1747年）会试，纪昀因“对策过于锋芒，不合程式”落第，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才考中进士，列二甲第四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踏入仕途。这段经历让他深知“才华需藏锋，文章合时宜”，为日后在乾隆朝的处世风格埋下伏笔。时任主考官刘统勋曾对人言：“纪昀才思敏捷，然欠沉潜，若能磨砺，将来必为栋梁。”（《清史稿·纪昀传》）
翰林院的十年，是纪昀积累学识、熟悉官场规则的关键时期。他历任编修、左春坊左庶子、福建学政等职，以“学问渊博，处事公允”着称。在福建学政任上，他整顿科场积弊，“革除请托，严防舞弊”，所取士子多为寒门才俊，当地百姓称颂“纪公持文衡，闽地文风振”（《福建通志·名宦传》）。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纪昀因父亲去世丁忧返乡，却意外卷入一场官场风波。其姻亲、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因“亏空盐引”获罪，纪昀事先得知消息，用“盐案亏空，查抄在即”的暗语通风报信，事发后被革职流放乌鲁木齐。这段流放生涯虽艰苦，却让他眼界大开，“遍历山南北，访西域风情，观边塞军民疾苦”，写下《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其职戍楼西北望山，九月霜风草树斑”等句，展现出与此前不同的沉雄气象（《纪文达公遗集》卷一）。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纪昀被召回京师，复任翰林院编修。此时恰逢清廷酝酿纂修《四库全书》，大学士刘统勋深知其才，力荐“纪昀博通典籍，尤长目录之学，可当总纂之任”。乾隆帝召见时，纪昀对答如流，谈及历代典籍源流，“援据精当，条理清晰”，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其为《四库全书》总纂官，从此开启了他“以文伴君”的政治生涯。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馆开馆后，纪昀成为实际主持者。面对“古今图书，浩如烟海”的局面，他制定了一套精密的编纂流程：先分类校勘，再撰写提要，最后统一润色，“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体例之异同，子集支派之原委，莫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清史稿·纪昀传》）。
他的工作之繁重超乎想象。据馆中档案记载，纪昀每日“卯时入馆，酉时方归”，平均审阅书籍二十余种，撰写提要数千字，往往“夜漏三下，犹篝灯改订”。对于有争议的典籍，他必“博考众，折中至当”，如对《孟子》一书，既肯定其“仁义之道，为万世准则”，又指出“宋儒附会之，非孟子本意”，体现出严谨的考据精神。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写是纪昀最杰出的贡献。这部二百卷的巨着，为三千四百余种书籍撰写了提要，“每书先列作者爵里，次考书之内容，再论其得失，终定其存废”，不仅是目录学的巅峰之作，更蕴含着丰富的学术思想。他在《总目提要·凡例》中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徒为甲乙之次，实欲明圣学之旨。”这种将学术与思想引导相结合的编纂理念，深得乾隆帝赞赏。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纪昀因功升侍读学士，赏戴花翎。乾隆帝在乾清宫设宴嘉奖，亲赐纪昀“敏而好学”匾额，称赞其“综览古今，博辨洽闻，实为一代儒宗”（《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五十七）。
纪昀能在乾隆朝长期得宠，不仅因其学识，更因其独特的“诙谐侍君”之道。乾隆帝虽崇尚文治，却性情严苛，大臣稍有不慎便可能获罪，而纪昀总能以幽默化解危机，既不失君臣之礼，又尽显才思敏捷。
据《啸亭杂录》记载，一次乾隆帝在热河行宫看书，见“朕”字被误写为“予”，勃然大怒，质问纪昀：“此书乃你校勘，为何错字未改？”纪昀从容答道：“圣上明鉴，此字非错。书中所言乃‘匹夫之志’，故用‘予’字；若论子之志，则必用‘朕’字。臣见圣上近日以匹夫之心忧下，故未敢擅改。”一番话既解了错字之过，又颂扬了皇帝勤政，乾隆帝转怒为喜，笑道：“朕知你善辩，今日又被你绕过去了。”
他的诙谐并非油滑，而是暗含讽喻。乾隆晚年好大喜功，多次南巡耗资巨万，纪昀借编书之机，在《南巡盛典》提要中写道：“巡狩之举，本为察民情、观吏治，若过于奢靡，则失本意。”乾隆帝看后虽未明言，却在后续南巡中有所收敛。这种“以文进谏”的方式，比直言抗争更易被接受。
一次乾隆帝命他为和珅新落成的府第题字，和珅想借机炫耀，纪昀却题“竹苞”二字。和珅以为是“竹林繁茂”之意，欣然悬挂。后乾隆帝见之，笑道：“此乃纪昀骂你‘个个草包’也！”和珅虽恼，却因纪昀题字巧妙而无法发作（《清稗类钞·诙谐类》）。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让他在复杂的官场中始终保持清名。
作为学者，纪昀恪守“实事求是”的考据传统。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虽有政治审查的局限，但在学术校勘上堪称典范。对《文解字》的整理，他“博考钟鼎铭文，参校唐宋类书”，纠正了历来传抄的数百处错误；对《水经注》，则“以郦道元原文为纲，删汰后世附会之”，使这部古籍恢复原貌。其私人着作《阅微草堂笔记》，虽多记狐鬼故事，实则“借鬼狐喻人事，以因果劝世风”，体现出儒者的社会关怀。
作为官员，他始终坚守“清廉奉公”的原则。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他弹劾贪官污吏毫不留情，曾参倒陕甘总督勒尔谨等多名高官，影纪青”之称。晚年任礼部尚书，主管科举，“杜绝请托，唯才是举”，嘉庆帝曾回忆：“朕幼年就读，闻纪公典试，所取多寒士，士林皆服其公。”（《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五）
他的处世哲学集中体现在《纪氏家训》中：“事君者，当忠而不谀；为学者，当博而不杂；待人者，当诚而不欺。”这种平衡之道，让他在乾隆朝历经风波而不倒，最终官至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成为“文章、功业、声名”三不朽的典范。
嘉庆十年（1805年）二月，八十二岁的纪昀病逝于京师。嘉庆帝闻讯震悼，亲赐祭葬，谥号“文达”，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施而有政，行而有节，是以谓之达”之意（《清史稿·礼志》）。
纪昀的一生，与《四库全书》紧密相连。这部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因他的主持而条理分明；而他也因这部书，成为“通儒”的代名词。清代学者洪亮吉评价：“先生于学无所不通，自经史子集至医卜星算，皆能言之成理，其《四库提要》一书，萃千古之文献，定百家之是非，可谓集目录学之大成。”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他展现的文人风骨。在文字狱盛行的乾隆朝，纪昀既未像吕留良那样以死抗争，也未像和珅那样同流合污，而是以“诙谐为外衣，坚守为内核”，在文化传承与政治压力间找到平衡。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曾写道：“下之事，唯其有瑕，方显其真；唯其有节，方显其重。”这或许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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